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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因为要出租房子，整理老房子的旧物，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个小箱子，打开看却是父亲的几十本日记。二十四年前，父亲临终前曾经嘱咐我，让把他的全部日记烧毁。我当面答应了，背后却偷偷把它们留了下来。父亲去世后我也曾翻过他的日记，那时我还看不太懂。后来就把这些日记遗忘了。 父亲出生于1941年，师范毕业后担任小学教师，后调乡政府、县教育局、团县委、县革委会任职。文革期间担任过党校总负责人、副县长和县委副书记等职。文革结束后成为被控制使用的对象，担任过乡党委副书记（不给配正书记，让你当一把手，但职务不是一把手，这是一种控制手段），县机械打井队副队长（不配队长）等职。1987年去世。父亲从小家境贫寒，他认为是共产党给了他一切，因此他也把一切献给了党，党教干啥就干啥，不成想党犯了错误，搞了文化大革命，把他也带到沟里去了。 文革十年正是父亲从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的十年，但他作为年轻的基层领导居然没有犯下具体的错误，比如打人、整人之类的，只是犯了路线错误。尤其是担任党校总负责人期间，正是文革武斗高潮时期，由于他的努力，党校的五百多名干部得以保护，没有受到任何打击（据说其中有朝阳县若干名，朝阳地区若干名，公检法若干名。具体构成情况不详；为啥都聚到这里也不详。）。文革结束后，革命群众开始铺天盖地地给造反派们贴大字报，可是专门针对我父亲的大字报一张也没有。省里曾经有调查组专门查他在文革中的问题，最后的结论是：这位同志家里生活条件实在是太差了，建议地方政府给予解决。七十年代末组织上曾经准备重新启用他，委以重任，但中央下发了文件，专门针对他们这种人的，不许重用。于是调令作废了。八十年代后期，在他担任打井队领导期间，组织上再一次准备启用他，但还没等组织部门考核完毕，他已经到了肝癌晚期，不久就去世了。 父亲去世后因为参加追悼会的人太多而被告到了省里，但省里认为死人是不会犯错误的，和他无关，于是不了了之。后来省里派人来查我父亲的财务问题（主要是国拨物资的去向），有人趁机给他栽赃，以便掩饰自己的问题，反正死人不会说话。亏着县政府领导坚决不信；亏着查账的人仔细认真，逼迫继任者交出了以前的财务资料和我父亲的工作记录，经过多天的走访核实，结果竟然不差一分钱。一个离世的人再一次受到了上级领导的高度评价。 父亲生前官不大，但他是社会名人。父亲的一生对我和家人影响极大，他的死让我对自己和这个世界有了全新的认识。他去世后他的老同事，国务院某部的领导曾经给市里打电话，问他的子女还有什么要求。当我们被问及的时候，我们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因为父亲的关系，在四十岁之前，我和省市县的好多负责人或实力人物保持着很好的私人关系，他们也对我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我不再是我的父亲。我是一个自由人，我宁愿去喜欢另一个陌生的世界。他感兴趣的我不再感兴趣，我不是官，也不是富翁，也不是党员，我让他们失望了，这是没办法的。 父亲有着惊人的处事能力和人格魅力，在病重的时候，有好多文革中挨整的老干部都去医院看望他，其中有文革前掌权、文革中挨整的老县委书记。开追悼会的时候有一位老干部痛苦流涕，那是因为当年他冤枉了我父亲，现在他明白了，感到很后悔。要知道，因为政治上的原因，他们应该是距离很远的。我护理他在北京住院的时候，他和当地人交上了朋友，有一位某单位的处长和一位老工人都曾经邀请我到他们家去住，以便节省一些食宿开销。 父亲的最后一篇日记是在北京写的，只有四个字：今天手术。指的是他在北京接受的肝脏肿瘤切除手术。父亲在写日记的时候肯定不会想到，他的这些日记细致入微地记录了文革时代和改革开放初期总共二十年间的时代变迁、社会动态和那一代人的思想巨变，那里面的意气风发和感怀伤时都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我庆幸当初没有毁掉它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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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给你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珍惜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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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格魅力，立世之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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