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读书》写文章，其实比较晚。1992年第一次投稿前，我并不买着看，不是老作者，也不是老读者。这个杂志上的文章，不见得都好。不过，我有偏好，就是有两样文章不爱看。第一是卖弄理论，洋味十足，句子很长，曲里拐弯，疙疙瘩瘩的文章。第二是过于小布，过于文人，过于书卷气，抖学问，掉书袋，自作多情，自我感动，酸文假醋的文章。相反，我比较喜欢的是那种明白如话也痛快淋漓的文章。这样的文章，哪个杂志都不多。我想朝这个方向努力。

    不过，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读书》这个名字起得好。读书就是读书，谁读读什么读到什么水平不重要，重要的是喜欢读也认真读。我觉得，“读书人”比“学者”或“知识分子”更受听。真正的读书，普通人的读书，都是兴之所至，爱看就看，不爱看就不看，雅的俗的都不拒，根本不像学者，读书等于查档案。也绝不像时下的书评家，专在鸡蛋里面挑骨头，或把狗屎说成花（前者国外多，后者国内多）。我觉得，我是作者，这不过是落笔成文后的一种临时身份。在此之前，我也就是个普通读者，和别人没什么两样。用普通读者的眼光看，用普通读者的心情写，没有评判资格，也不负指导之责，自娱自乐，才是读书的最高境界。书法，钟王之前，鼎彝简帛上的字，漂亮，但写字的人是谁，谁也不知道，反正不是书法家。书法家出，则书法之道亡，好像沈从文讲过这个道理。

    余嘉锡先生说，诸子即后世之文集。但后世之文集重在辞章，所收多是诗文类的文学作品。其实，更准确地说，后世之笔记语录，拉杂写来的丛谈琐语，才是诸子的本来面目。我以为，杂文随感者，上承诸子私乘，下启稗官野史，其实很伟大。但它伟大就伟大在随心所欲，恣肆汪洋而不拘一格，想到什么说什么，人为拔高，就把它毁了。杂文的特点是杂？杂有什么不好？诸子直白，不像辞赋，花团锦簇，让人眼晕心烦，我喜欢。野史胆大，不像正史，话到嘴边留半句，遮遮掩掩，我也喜欢。这些好搁一块儿，就是杂文。我喜欢杂文，不过是因为它短小精悍，主题不限，格式随便，适于表达即兴的想法，生活中的一眨眼，思想中的一闪念，攒多了，粗作分类，随便剪辑一下，来点蒙太奇，好像旧式文人，拿小诗当日记，确实有其他文体不及的地方，自己也可留个纪念。

    在这本小书之前，我已出过一本杂文集，就是上面提到的《放虎归山》，八年前，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当时，我说，我很想摆脱学术工作，坐下来读点闲书，唠点闲话，写点闲文——因为学术太累，专业分工铺天盖地，“老吏抱案死”的知识分子圈，令人憋气——那种感觉，就像麋鹿久羁苑囿，顿起长林丰草之思。可是，直到现在，我还赖在这个圈里不肯走，退休的年龄又没到，有朋友总是来问，你说的话还算数不算数。我说，算数。

    从这本小书里，你不难发现，我确实是在走向业余，而且是怀着浓厚兴趣和极大的敬意。

    李零2005年1月24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李白嗜酒如命，经常烂醉如泥，喝，喝，天天喝，直到醉死当涂。后世酒楼，拿他当招牌，画个醉汉，叫“玉山倾倒”，挂个酒帘，称“太白遗风”。他是喝酒喝出了大名。

    不过，李白喝酒和现在的喝法不同，不是猜拳行令，轮番敬酒，更没有生意好谈，关系好拉。他是诗人，诗、酒有不解之缘。诗是吐心头不快，酒是浇胸中块垒，“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缘在什么地方？全在一个“愁”字。他写喝酒的诗很多，我最喜欢，还是《月下独酌》：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诗中的酒徒本来是半夜三更喝闷酒，自个儿喝没劲，就拉上月亮和自个儿的影子，其实是形影相吊，还是自个儿和自个儿喝。酒劲上来，扯着嗓子唱，月亮摇摇晃晃；拖着身子舞，影子跌跌撞撞。古代写喝酒的诗很多，这首最好。

    “月下独酌”，是一种意境：

    喝酒一定要夜里喝，而且是一个人喝。

    喝着喝着，如果能喝出三个人来，则是更上一层。

    酒和文学有关，鲁迅讲魏晋风度，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曹操下令禁酒，把成心跟他抬杠的孔融给杀了（孔融的说法是，酒能亡国，色也能亡国，何独禁酒，而不禁色），但他自己照样喝，“釃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苏轼《前赤壁赋》）。他的《短歌行》也是写喝酒，“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雄浑，苍凉，也是得益于酒。诗中有“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可见也是月下独酌。文学中的酒，不是一般的饮料，而是效果缓慢的半毒品。研究秦皇、汉武的苦恼，我们知道，它和人生短促有关，和排解忧愁有关，其实是不死之药的代用品。三杯两盏下肚，不知心在何时，身在何处，什么恩怨尔汝来去，通通滚蛋。古人写喝酒，这是主旋律。

    酒中有哲学——苦闷的哲学。

    李白的诗，和陶渊明的诗有相似之处，特别是他不肯“为五斗米折腰”，讨厌做官，醉心于酒，精神像，词句也像。葛兆光先生说，这首诗，风格和陶渊明的诗相近，陶诗有“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句（《杂诗八首》），并有“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然复醉”等语（《饮酒》二十首序），他可能是从陶诗受到启发（《中国古典诗歌：唐诗卷》，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这里，我想补充一句，陶诗讲形影相吊，还有一组也值得注意。陶渊明写过一组诗，叫《形影神》，是反对释慧远。慧远作《形尽神不灭论》和《万佛影铭》，说人死了，身体不存而精神不灭。陶渊明不同意，写下这组诗。“形”是身体，“影”是身影，“神”是灵魂，三者的关系，是神学问题，也是哲学问题。在中国古代词汇中，“影”的含义很神秘，既可以是身影，也可以是画像，今语“摄影”、“电影”还保留着它的古老含义。古人认为，作用于“影”也会作用于“形”、“神”，比如给影子或画像扎针，就是巫术常用。

    陶诗是客主互答之体，共三首。第一首是身体劝影子，叫《形赠影》。身体说，人为众灵之长，却难逃一死，比起天地、山川、草木，哪样都不如，羽化登仙不可得，死后全是一场空，还是有酒就喝，千万不要推辞。第二首是影子回答身体，叫《影答形》。影子说，我和你总是相伴相随，悲喜与共，阴凉地里暂分手，太阳底下不分离，可惜的是，人终不免一死，形灭则影消，与其借酒消愁，不如积德行善，留名后世（盖名如身后之影）。第三首是由灵魂来总结，回答身体和影子。灵魂说，人之为人，全在灵魂，我和你们都不同，但只要活在世上，就要依托身体，只要依托身体，就会留下影子，无论是谁（如“三皇大圣人”和能活数百年的“彭祖”），都无法留住生命，喝酒只能暂时忘忧，非但不能延命，反而促其早死；行善也很徒劳，乃是身后之事，谁来夸你，你已不知道。最好还是听其自然吧，用不着高兴，也用不着害怕，该死就死，何必操心。

    这是可以称为“通脱”的人生态度，“通脱”是出于无奈。

    穷人，饿了要吃，累了要睡，如果最低生存都得不到满足，当然盼望“聊胜于无”，“有”最重要。但“有”了之后，吃什么好，怎么睡才得劲，问题又生。如果什么都享受过，非什么不吃，非什么不睡，最高的山爬到头，下又下不去了，怎么办？那才是最大痛苦。惟一的解决方案就是纵身一跃，一了百了，直接就下来了。古人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元稹《离思》），人只有到了这一步，才会懂得“聊胜于有”。

    《月下独酌》，也有“三人”，但不是“形”、“影”、“神”，而是“形”、“影”、“月”。“月”是代替“神”，但不是身内之“神”，而是身外之“神”。月亮照在人身上，才有身体和影子的矛盾，喝了酒，三者的关系更乱。它让我想起中国的百年沧桑，想起我身边的激烈争论。

    让我打个比方，说说咱们的“月下独酌”：

    （一）人物。

    （1）月亮：西方的现代化。

    （2）酒徒：中国。

    （3）影子：中国的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留下的是中国的影子，但光从西方来（包括来自日本的折射）。特别现在，是从美国来（“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我从来都不认为，中国西化的程度还太小，速度也太慢，一切不幸都是受阻于中国的传统，受阻于中国人的拒斥心理。撇开好坏不谈，这是不明事理，既夸大了中国传统的力量，也抹杀了西方文化的压倒优势，更无视于西方在世界上占据的普遍支配地位。

    国学是“国将不国”之学（没有西学，哪来的国学）。

    《新儒家宣言》是中国的原教旨主义。儒学本非宗教，但欲与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鼎足而三，有如我国历史上的“三教”，则形同宗教，其自救之不暇，还要救人；自己都不明白，还要人家来求教，乃迂腐不堪之论。

    “东方之道德将大行于天下”，更是不自量力，自作多情，也自欺欺人。中国有什么道德可以大行于天下？

    （二）场景。

    面临现代化的中国，是“紫禁城的黄昏”，太阳掉在山背后，“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月光底下，花丛之中，摆着一壶美酒，酒中是各种西方思潮（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红红绿绿，混在一起，喝下去，翻江倒海，一醉不行，两醉没完，喝上了瘾。酒桌上有个说法，“咱们是小孩的jībā（以下各篇，凡不雅之词，皆用汉语拼音），来日方长”。中国永远是小孩，启蒙启不完。

    （三）剧情。

    （1）酒徒喜欢清风明月，觉得一个人喝，没劲（像过去那样），他请月亮和影子一起喝酒，他们都是不请自来，来了就不肯走，三人正好凑一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2）但月亮却不懂得喝酒，影子又缠着身体。酒徒倒想拉月亮和影子及时行乐（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但月亮最恨影子，恨它缠着酒徒：影子是黑暗，月亮是光明，光明和黑暗不能两立。它越是照着酒徒，就越是憎恨影子，并因影子而怨及酒徒，因为它太像酒徒而不像自己（但只有消灭酒徒，才能消灭影子）。

    （3）酒徒喝得高兴，手舞足蹈，天旋地转，本来是自己围着月亮转，现在是月亮围着自己转，影子也来起哄，像一条条黑蛇，死活缠着他的脚后跟，满地乱爬，他想摆脱也摆脱不了。醒着的时候还一同欢乐，醉了以后反各自分手（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月亮说他得意忘形，影子说他得意忘影，让他里外不是人。

    （4）酒徒和月亮交朋友，好像永远都是这种关系，一种喝得太高，自作多情，而其实是无情的关系，每天夜晚，月亮还是高悬在云汉之中，远远投来点清冷之光，让他可望而不可即，想去亲近都亲近不了（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世界已成一盘棋。

    全球只有一个道理，即过去叫“资本主义”，现在取其广义，叫“发展”的大道理，或曰“硬道理”。

    大道理管着小道理，硬道理管着软道理。

    中国历史一向受两股力拉扯，生拉硬扯，方向相反，好像拔河的绳子。一股力是西方的馈赠，叫“强国梦”；一股力是自己的本钱，穷山生恶水，恶水生刁民，刁民生酷吏，“拉拉扯扯，就进了高粱地”，不知怎么说，我叫“人民大爷”。身板极差，酒劲极大。清朝倒了国民党，国民党倒了共产党。中国什么都能打倒，只有这两股力打不倒。

    “强国梦”的根本是一个“抢”字，明火执仗的抢是抢，巧立名目的骗也是抢，归根结底都是抢，马克思的术语叫“原始积累”。第一桶金都不是好来的。

    先下手者为强，后下手者遭殃。

    中国无力抢别人，只能自己抢自己。而且还得保护好自己，别好不容易攒点钱，先让人家把自个儿抢了。我们的说法是“自力更生”。

    历史选择，不是在西方商店购物：千挑万选，从容不迫；不满意了，随时退货。它是万般无奈，被人逼出来的。

    中国的启蒙是五四运动。

    它的起因是巴黎和会，欺人太甚的“公理战胜”。战败国割地赔款，有如庚子年后的中国，德国也尝到了这种滋味。中国徒有战胜之虚名，竟眼睁睁让日本夺我胶东。西方的理由很简单，谁让日本先下手，而且是西方眼中的亚洲代表。这是硬道理。它逼出了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也惯出了日本的法西斯主义。苏联，也是一次大战的直接产物，同样是逼出来的。

    二次大战，日本侵华，列强坐视不救，欲以遏苏。德国居间调停（他们有军事顾问团在中国，帮蒋介石打红军，和中国关系很好），拉偏手，劝中国接受日本的无礼要求。蒋介石说，果然，则中国面临革命，政府垮台，倒向苏俄，全面赤化。

    中国的共产主义也是逼出来的。

    在香港的一个学术沙龙上，我听一位资深学者讲，五四运动反传统反过了头，不信鬼神的毛泽东，其实是个人崇拜的宗教狂，共产主义是少数知识分子的狂热产物。我看，这种说法本身就是知识分子狂热。

    同是东亚，同是启蒙。日本的启蒙是脱亚入欧，追随欧美，打中国，占中国。中国的启蒙是救亡图存，挣扎于世界之林。此乃形格势禁，不得不然，不是谁拍拍脑瓜，忽然想出来的。

    时论或曰，五四以来，救亡压倒启蒙，太可惜。这是时过境迁，事后诸葛亮。殊不知当日之中国，启蒙只有两条路，或更准确地说，是只有一条路：脱亚入欧，打别人，不可能也不应该；光启蒙，不救亡，只有当汉奸。没头苍蝇的启蒙，放在当时，乃“是何心肝”之论。

    中国别无选择。

    人穷也得有根打狗棍：先解决挨打，再解决挨饿。这是当年的硬道理。

    然而，棍子的代价太大。乞丐和龙王比宝，越比越穷。

    国富民穷，穷则凶，凶则恶——穷凶极恶，这是“月下独酌”的悲剧。

    《共产党宣言》说：“一个怪影（或译“幽灵”）在欧洲游荡——共产主义的怪影”。

    共产主义是一个怪影，当时的反动势力都这么看。

    民族主义也是一个怪影。民元以来的中国历史，按美国历史教科书的说法，全部属于“民族主义”的历史。民族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欺负人的，一种是被人欺负的，中国的民族主义属于后一种。

    当然，还有其他许多怪影，如德、意、日曾经选择的法西斯主义，恐怖主义也在四处蔓延。前者不能，后者不为，我们幸好超越了“义和团”，但还没有堕落到日本那样。

    月亮痛恨所有的影子。

    但没有月亮，哪来的影子？

    2004年8月20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一、水性至柔，可以穿石

    发展、效率、剥削、压迫、强权、侵略是硬道理，温饱、闲暇、自由、平等、公正、和平是软道理。软道理打不过硬道理，硬道理管着软道理。

    硬道理是不容商量的道理，无可奈何的道理，但未必就该逆来顺受。人类的不满，千百年的抗争，也有它正当的理由，绝不可轻言放弃。

    今语云，鸡蛋碰石头，找※。但古人说，水性至柔，可以穿石（图二）。

    二、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斗争，两军对立，你死我活，双方必有同构性和对称性，而且是越打越有。从超越中立到超越对立，中间只有一步之遥。

    立场是由反对决定，刺激是由厌倦产生。世事轮回，“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辈子顶多碰到一次。三朝元老，那得活的长。

    阶级仇，民族恨，汉贼不两立的文章，最受壁垒分明、同仇敌忾的读者欢迎，也是他们对骂互詈的出气筒。然而，逃杨入墨，非杨即墨，经常是良心尴尬。

    明季中国大乱，张献忠、李自成造反，杀人如麻，发泄阶级仇恨，很多当官的、有钱的被杀，自不待言，还包括很多和他们沾亲带故或同情依附他们的人。然后，官军复以剿匪为名，疯狂报复，同样是杀人如麻，又有无数百姓惨死其中。这是汉族杀汉族。然后，又有坐山观虎斗的满族出来杀汉族，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很像南京大屠杀。作为杀人比赛的胜利者和终结者，他们对汉人说，“外国之君入承大统”，有何不好？前有元朝，后有我朝，都是幅员广阔，天下太平，哪点不比你们的主子强。古人云，“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出《尚书·泰誓》），今“天下一家，万物一体”，何必再分华夷中外、此疆彼界。你们的国家是你们自己亡的，怨不着我们。“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是时边患四起，倭寇骚动，流贼之有名目者，不可胜数。而各村邑无赖之徒，乘机劫杀。其不法之将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扰害，杀戮良民请功，以充获贼之数，中国民人，死亡过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孑遗之叹，其偶有存者，则肢体不全，耳鼻残缺，此天下人所共知。康熙四五十年间，犹有目睹当时情形之父老垂涕泣而道之者，且莫不庆幸我朝统一万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大义觉迷录》）。汉人该说什么好？

    当一个国家，自己作践自己的国民，连寇雠都不如，你还怎么让他们爱自己的国家？是时，官与寇，满与汉，势若水火，两害相权取其轻，什么是更轻？

    中国的百姓别无选择，又必须选择：附官则寇杀之，投寇则官杀之，降满则汉杀之，保明则满杀之。

    现实的合理性是如此残酷，人们的选择是如此对立：每种选择都是为了活命，每种选择都是无所逃死。

    我最恨这种选择，不是观点不鲜明，不是立场不坚定。

    三、不食周粟，错在哪里

    司马迁为《史记》作七十列传，他是以《伯夷列传》（即伯夷、叔齐两个人的传）为第一。夷、齐的不合作主义，备受古人称道（古人夸人道德高尚，总是说“行若由、夷”，“由”是许由，“夷”是伯夷）。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及今，一直把夷、齐当历史完人——虽然没人真的要学。《儒林外史》第一回的王冕就是按这样的模式来塑造，后面的儒林，完全相反。正是因为大家都不想学，也学不了，才格外推崇他们的冰清玉洁，而且达成一种默契，就是绝不能让他们吃饭。吃饭就像妇女丧失贞洁，是令人扼腕叹息抱恨不已的。

    盗泉不可饮，周粟不可食。

    最好还是让他们死了吧。而他们也就真的死了——饿死在首阳山下。

    “饿死”未必“事小”。

    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对不对？我看不对。但他们的错误并不在于反对汤、武革命，与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人民唱反调，上无领导，下无群众，名为清高，实为迂腐，像毛泽东批评的那样。在我看来，他对“以暴易暴”的批评，在暴力被分为“好暴力”和“坏暴力”的二元世界，绝对行不通，也根本没人听，但这个批评并没有错。过去没错，今天没错，将来也没错。只要这类问题存在，永远都没错。中国的改朝换代是“相斫书”（鲁迅语），凭什么不能批评？他们的错误只在不吃饭。

    没有新鲜空气、水源和食物，人不能拒绝呼吸和饮食，但有充分理由表示其不满，即使毫无办法（改良和抗争通归无效），不满也有不满的理由。

    特别是身受其害的当事人。

    吃饭是对现实合理性的承认，批评是对现实不合理性的拒绝。吃人家的饭还骂人，不一定不对。

    四、老板下蛋

    从前，学《资本论》，有两个难题：

    （1）为什么酒放在酒窖里，年头久了，会自动升值？这里面有什么劳动？

    （2）机器是成本，不创造价值，但牛马的活值多少，肯定不止草料钱，为什么我们不说人剥削了牛马？

    这样的问题，现在还是问题。

    老师说，这些问题吗，那可就难说了，它好像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是有点讲不清的……

    学生打断他的话，老师，鸡也不曾生蛋，蛋也不曾生鸡。

    为什么？老师问。

    胡说八道，你还讲不讲马克思主义，老师很生气。

    工人不是牛马，理应拿回他的一份，即剩余价值，对不对？这是马克思讲的。但这个道理根本不对。马克思替工人打抱不平，但他不懂经济学。他这一辈子，前后写过三个经济学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最后这个手稿，就是《资本论》的草稿。他花二三十年，书越写越厚，前提本身太脆弱，道理还是那句话，劲全白使了。学生越说越来劲儿。

    胡说八道，你还有没有良心，老师更生气。

    话要这么讲，就没劲了。发展的问题往哪儿摆？况且，牛马如果会说话，他们也会讨公道：谁养活谁呀咱们来看一看，凭什么喂我几把草，种出的粮食全归人。过去，我们说工人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但轮到讲剩余价值，您怎么又不承认他们是牛马了呢？您不就说，牛马是牛马，人是人。奴隶是人，工人是人。牛马不是，机器不是。人有人道理，牛不懂，马不知。谁让这些家伙光吃草，不说话，鼻子底下白长个嘴。这样的标准，是人道标准，不是经济学标准。在资本家眼里，什么都是生产要素，对不起。

    谁投资谁受益，老板下蛋是硬道理。

    如今的学生都比老师聪明。

    五、启蒙思想的大猿猴

    卢梭是“天赋人权”说的鼻祖。他的《社会契约论》是以18世纪流行的“自然人”说为基础。他所谓的“人是生而自由的”，是启蒙思潮的理想之辞。所谓“自然人”，不过是一种幻想的大猿猴，意思是原始状态下的人本来应该是这个样子。但可惜的是，历史上的人从来都不是这样，从来如此的只是，他们“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卢梭语，紧接在上“人是生而自由的”后）。

    伏尔泰说，卢梭的书是反人类的书，读了，就想四肢着地爬着走。

    罗素说，希特勒是来自卢梭（相反，罗斯福和丘吉尔是出于洛克）。

    然而，这却是《人权宣言》所谓“人人生而平等”的理论基础。

    人是生而自由还是生而不自由？说起这个话题，有件事值得回忆。

    50年代，“西马”思想异端是以讨论人性异化的形式而展开（可追溯到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即以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原典的形式而展开（下面所说的马克思的两部早期著作是发表于二次大战前，战后才广为人知）。用马克思反对马克思，用早期马克思反对晚期马克思，这在当时是顺理成章。它的传入中国主要是60年代，基本上是在能够接触到灰皮书的少数人里有影响。“文革”中，我去拜访杨一之先生（黑格尔《逻辑学》的译者）。他跟我说，周扬迷上了人性异化学说，把它写进著名反修报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但毛泽东不喜欢，特意删改周的话，加上他的话。“文革”后，很多人认为，他们饱受皮肉之苦和精神之苦，都是因为抹杀人性，不讲人道主义。出于对“文革”的反动，王若水又旧话重提（他特别提到周的上述报告），遭到胡乔木的批判（立论酷似毛泽东的修改）。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的启蒙，其中就有大猿猴的影子。

    平心而论，大猿猴虽有鼓舞人心之效，却毫无原典依据。50年代以来，“西马”异端喜欢强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人性异化，说这本书才是代表马克思学说的精髓和本义。这有当时的需要：资本主义有异化，社会主义难道没有？其意不在原典。当时，我读过原典，仔仔细细读过。马克思终其一生，老讲异化，但从来不讲人道主义。这不但和王若水的说法有很大出入，而且与胡乔木的说法（让讲人道主义，不让讲异化）也完全相反。马克思的历史观是非道德主义。阿尔都塞的话不一定都对，但他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非人道主义”，那是千真万确。《手稿》带有费尔巴哈的影响，确确实实是被《德意志意识形态》否定，这不是苏共（当然是前苏共了）的恶意捏造。《形态》是批施蒂纳。施蒂纳以他叫“唯一者”的纯粹个人批费尔巴哈的“抽象人”，用“存在”对抗“本质”，是无政府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先声。这类批判对马克思刺激很深。从1845年起，他虽主张“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还是用整体概念的人反对纯粹个人，同情贫苦工人阶级的立场也没有变（这是唯一可以让人联想到人道主义的地方），但起码在理论上，他是放弃了费尔巴哈的“抽象人”。事实上，从《形态》起，他就再也不讲“人性异化”。按他本人或恩格斯的说法，《形态》才是代表他们后来的一贯说法（阿尔都塞反对用早期马克思反对晚期马克思也是尊重历史）。

    在《形态》第一章，即《费尔巴哈》章中，他明确说，把整个历史过程“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马克思不是人道主义者，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他喜欢讲异化，经常讲，到处讲，也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但他后来的说法，不是人性异化，而是劳动异化，即由商品世界体现的头足倒置，物与人，主与客，关系完全是反过来的。其典型表达是《资本论》第一章第四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在这一节的最后，他引用莎士比亚《无事烦恼》中的话作为结尾：

    一个人长得漂亮是环境造成的，会写字念书才是天生的本领。

    有个童话故事，道理很深刻。

    两个小熊，只有一块饼，不知如何是好。狐狸说，好办好办。他把饼一掰两半，左边一块大，右边一块小，吃亏的小熊不干。狐狸说，好办好办，再分。左边啃一口，不均。右边啃一口，也不均。一口一口又一口，直到剩下两小块，再也分不出大小。于是，两个小熊皆大欢喜，觉得狐狸才是公平的化身。

    我想，幸亏小熊分的是面饼，都要，不妨多烙几张。可如果碰上金银珠宝大钻石，怎么办？总不能砸烂捣碎，一人一个碎渣儿。驴可伙着使，老婆不能轮着睡。所以，经济学家讲了，狐狸拿大头，小熊拿小头，这是我们的惟一选择。

    发展创造稀缺。

    稀缺的存在，是瓜分的困境。

    吃剩下的，永远是小熊的命。

    七、富人的碗是穷人的锅

    发展的前提是积累。积累的道理，是有了锅里才有碗里，过去叫“先公后私”。

    “公家”就是官家，“公田”就是官田，古书都这么讲。“私田”是从“公田”分割。私有化，自古以来就是“化公为私”。现在的理解，只是“大公”化“大私”，“大私”管“小私”。通俗地讲，就是拿富人的碗当穷人的锅（图三）。

    司马迁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史记·货殖列传》）。然而，灿烂辉煌的良渚文化就是立足于此。精美的玉器从哪里来？大遮山下，横着防洪长堤。长堤下面，是一大片一大片人工堆筑的高台，土方量大得惊人，开车都要走半天。四五千年前，第一批富起来的良渚人就住在这片高台上，穷人才“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圈地和驱民力作，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的垄断，从一开始就是发展的前提。

    90年代初，电话初装费，高达5,000元（人民币），换成美元，是美国的100倍，而工资收入反之，交钱还不给安，必须等半年，绝对是官营的垄断暴利。

    现在的房地产业和建筑业早已“化公为私”，但照样是暴利滚滚，“大公无私”的精神比当年更强。

    “天大旱，人大干，脱了裤子大干”，老农民，学大寨，挑水上山，一悠三颤。可惜的是，两大桶水浇在龟裂的土地上，好像撒了一泡尿。哪怕毛毛雨，普降甘霖得多少水？太笨太笨，经济学家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紧着“刀刃”，才是道理。

    八、阶级教育回头看

    小时候，到处都是阶级教育。

    例一，郭沫若说，万恶的奴隶社会，商代和西周，奴隶的命太*，西周铜器※鼎的铭文讲了，五个奴隶才值“匹马束丝”。

    案：西周时期，贵族见面要互赠礼物，如玉器、马匹和丝绸（有点像藏族送哈达）。马匹，特别是“大白马”，是非常贵重的礼物。现在，瓦斯爆炸，矿工死在井下，一条命，只赔几千块或几万块。空难车祸多一点，也不过几十万。但一匹跑马，英国、香港用来赌钱的跑马，阿拉伯的，吉尔吉斯的，百万英镑也不算啥。

    例二，“文革”前，颐和园，排云殿，慈禧的画像，指甲很长，讲解员滔滔不绝，大家看一看，封建统治阶级的生活有多腐朽。咱们不妨算一笔帐。西太后一顿饭，折合银两，等于多少多少（忘了）银子，足足相当普通劳动人民多少多少人（忘了）吃一年的粮食。

    案：今天，这样的饭不新鲜。有人说，慈禧太后的饭，不能这么算。太后是天下衣食所出，现在的饭，将来的饭，维持再生产，继续大发展，都得从这儿出。军饷官俸大小事，什么不用钱，扣了这个，扣了那个，剩下再多，也不够天下的人分，每个农民，不用多，一人一口，就不得了。她不吃谁吃？吃得再多，也只是个零头。

    富贵人家有富贵人家的道理，过去不明白。

    九、美国太破，中国太阔

    1989年，头回上美国，觉得美国太破，除了市中心（down town）是个楼丛，外面是一马平川，房子都很矮，和电影给我的印象完全不同。而且走哪儿，全都一模一样，简单而实用。后来，回到中国，印象相反，豪华酒店、娱乐场所，金碧辉煌，好像美国的赌场，阔得很（现在比那阵儿更阔）。招牌也冠以帝、王、豪、霸，一股子横劲儿。

    于是，有个到过美国的小孩说，呕，原来如此，看来美国还有待发展。

    但小朋友，你要知道，美国这么破，却是靠世界资源的1/6来过活，而它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1/20还不到，他们该往哪儿发展？（数字是听朋友讲，没有查）

    中国的破，很容易看破。美国的阔，要慢慢琢磨。别的不说，光是它的普通设施，比如厕所，比如厕所里的手纸，比如公共建筑的每一扇门（无论左右开，还是前后开，都可自动关上），绝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所有，到处都如此。那个平均水平，得值多少钱？真是海了去。

    再比如，美国的公园，大多都是空空荡荡的开放场所，供游人烧烤的炉架，用厚木板做成的桌椅板凳，一年四季，露天摆在那里，鱼在河里游，鸭在水中戏，松鼠满地跑，美国人都有车，下手很方便，换了咱们的老百姓，只要没人看，还不早就能拆能抱能搬的统统运回家，能飞能跑能游的全都下了肚子。

    十、环球不能同此凉热

    中国大地，“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淮南子·地形》），故百川东流于海，春夏秋冬刮转圈圈风：

    风，甲地有高压槽，乙地有低压槽，才能刮起来。我国的季风是八面来风，古人叫“八风”，甲骨卜辞举其四，学者称为“四方风”。诸葛亮借东风，就是利用其规律，数家称为“风角”。

    水，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旧水利部，有人写对联，“文革”中的大字报有这么个对联，说解放后，它的工作成绩是“反平平反平平反反，扒堵堵扒堵堵扒扒”。河道摇头摆尾，这边淤了往那边流，那边淤了往这边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风水轮流转，全在不平等。

    从前，我们都学俄语，听俄国音乐，看俄国绘画，读俄国文学。我很喜欢普希金的一首童话诗，叫《渔夫和金鱼》。当时有动画片，非常好看。故事讲的是，从前，有片蔚蓝色的大海，海边住着个可怜的渔夫。渔夫有个木屋，屋里有个老太婆，老太婆守着个破木盆。他们过着穷日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好像永远就是这样了。有一天，渔夫出海打鱼，捞上一网是泥沙，捞上一网是泥沙，运气不好……。他长吁短叹很失望，没想到，最后捞上一条小鱼，不是一般的鱼，而是一条金鱼（现在我有点纳闷，它总不是中国那种养在鱼缸里的金鱼吧？原文是什么，没有查）。金鱼是海神的女儿，求他放生，答应满足他的所有愿望。

    渔夫心肠好，放掉了金鱼。他受苦受惯了，别无所求。但渔夫的太太不一样，她是河东狮子大开口，有无穷无尽的欲望，自从听说这件事，哪肯轻易放过。她总是辱骂这没用的老头，逼他向金鱼要这要那。为了报答救命之恩，金鱼一次次满足了她的愿望，看在人家渔夫的面上……直到她要当海上霸王，命令金鱼伺候她（格林兄弟的童话也有类似故事，“金鱼”作“比目鱼”，最后的愿望是当上帝）

    最后，金鱼不再出现，千呼万唤，再也不出来。

    她收回了她的一切承诺。渔夫还是渔夫，渔夫太太还是守着她的破木盆。

    在童话中，我们都喜欢渔夫先生，讨厌渔夫太太。但在生活中，我敢肯定，更多的人是喜欢渔夫太太。因为她是个急于脱贫致富一往无前也一往无后的人，不像老头认命，一辈子受穷没出息。

    欲望是没有止境的，除非回到破木盆。

    十八、分别圈养

    老乡说，马见马亲，人见人咬，真是至理名言。社会学家说，凡有人群，就有矛盾，两人就有一掐。知识分子心明眼亮，比其他分子更不宽容。他们扎堆，你踢我咬，简直不如牲口圈。我和外国学者打交道，他们明枪，我们暗箭，大同小异

    卢梭说“人是生而自由的”（《社会契约论》），这种人我没见过。惟一例外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孙悟空。玉皇大帝请他上天，官封弼马温，掌管御马监，他嫌官小，不干；再拜齐天大圣，起盖府第，设安静司，宁神司，俱有仙吏，左右扶持，“赐御酒二瓶，金花十朵”，“日食三餐，夜眠一榻，无事牵萦，自由自在”，无事难免生非，只好压在五行山下。道教不灵用佛教，当了和尚，才收其放心。如来佛教唐僧的办法很好，擒妖打鬼，让他有个撒野出气的地方，不听话了，马上念紧箍咒。这是我国的自由观。孙中山说，中国革命是因为自由太多，庄士敦大惑不解。

    没有个人，哪来的人民。没有人民，哪来的民主。人家西方讲民主，特牛个人自由，美国是典型代表。每家的房子神圣不可侵犯，私闯人家的地盘（property），主人可以开枪，个人存款和个人隐私，绝对保密。上班，一人一格子间，各干各的事。下班猫家里，光脊梁弄花莳草，做“丫的work”。没人管，也没人理。当然，个人自由的背后也有一只手，亚当·斯密叫“看不见的手”，即万能的“市场决定论”。这座五行山，比中国的五行山更厉害。西方传统，自己对自己的国民特好，甭管你祖上来自何方；对外则喜欢侵略，已所不欲己所欲都用武力说话。美国人，国内是“各家自扫门前雪”，国外是“专管他人瓦上霜”，国内国外都不许乱掐。这是他们的自由观。

    个人和个人，不能和平共处，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采取隔离。香港有个研究所，一人一个中心，每个人，亦官亦兵，亦主亦奴，我很羡慕。

    现在，有人把“学术圈”读作“xuéshù juàn”。

    我恍然大悟，自由就是一人一个圈。

    十九、民主的历史

    老舍有诗，题劳动人民文化宫（原为太庙）：

    古来数谁大？皇帝老祖宗。

    如今数谁大？工人众弟兄。

    还是这座庙，换了主人翁。

    我们一直以为，民主就是由工农兵当家作主。

    80年代，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出版，他老人家发现，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民主，即发源于希腊，人家西方的民主，贵族和阔人的民主。民主是权力的妥协：富贵和贫*要妥协，富贵和富贵也要妥协，妥协完了，和气生财，抄家伙的都放下，谁也不许胡来，曰民主政治。“文革”搞“大民主”，“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王朔的小说有句话，“党纪国法可以犯，人民群众不能惹”（大义，不一定准确），人缘不行，等于找死。他们随便给人（个人）作主，令人深恶痛绝。大家都悔不当初，五四以来，光顾救亡图存，怎么就冷落了“德先生”（democracy），无“德”何以治国？

    但民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人考证，民主在希腊，最初也是“大民主”，本指人数居多的老百姓说了算，语出希腊文的demos（人民）和kratos（统治），意思是人民政府，特别是多数统治，所以贵族又怕又讨厌，视同暴民政治。后来，贵族才悟过劲来，老百姓又穷又傻没文化，懂qiú啥政治，归根结底，还得由咱们来代表，替他们当家作主，于是才有代议制民主，即政府最高权力出自民授，并由定期选举的代表行使之。希腊是一堆小国，就像中国古代的“泗上诸侯”（邹、滕、薛、莒等小国），古风犹存。民主是古风。它的邻居，波斯帝国，正好相反，和中国差不多，也是车书一统的所谓“大地域国家”。亚历山大打败大流士，犹小邦周之克大邑商，常被说成民主对专制的胜利，西方对东方的胜利，但波斯比希腊发达得多。亚历山大灭波斯，自己成了更大的帝国主义。希腊化是波斯化。

    小村小国容易搞民主，野蛮一点，效果更好。

    现代民主是上承中世纪，并非来自希腊。

    有个美国左派跟我说，“文革”时期，毛主席没听毛主席的话，可惜。

    有个中国唯美主义者跟我说，美国对外不民主，自己反对了自己，可惜。

    我说，一部帝国主义史，对内民主和对外侵略，从来不矛盾，有什么可惜。凡是没抢过别人的国家，民主水平都不太高。

    民主是器不是道。它与占卜同理。“三占从二”，是少数服从多数。道理对错管不了，关键是事到临头拿主意。大家表过态，最后好交待。如果流氓选举，他们要决定的，就是抢哪家银行，杀什么人。两次世界大战，杀人盈野，也是各国（主要是强国）人民投的票。

    选举的关键是如何控制选举范围。

    布什在德州选，在美国选，在巴勒斯坦选，在伊斯兰世界选，在欧洲选，或者在全世界选，结果肯定不一样。

    台湾的命运由福建来的那批台湾人定，还是由外省人或所有中国人定，也完全相反。

    只要把不喜欢的多数排斥在选举范围之外，或用有利于己的多数进行反包围，像下围棋那样，就会有满意的结果。

    观棋，势均力敌，才有热闹。悬殊太大，不如不下。

    民主有两大难题：一，穷人总是多数，少数服从多数，富人必然吃亏；二，傻子总是多数，少数服从多数，聪明人必然吃亏。

    20世纪上半叶，左派风靡世界，是抓住了穷人这个多数。但穷人造反，目的是脱贫致富，富人始终是龙头，正是理想所在。

    20世纪下半叶，风水倒转，暴露出问题的另一面，现在的大老粗都是支持富人。

    我们不妨看一下美国的选举。美国的愚夫愚妇，恰恰是石油大亨、军火商、共和党和布什对外侵略政策的支持者。他们说，布什才是真正的美国人；相反，东西海岸大城市里的精英，根本不算美国人（他们头脑中还有美国以外如欧洲或其他地方的糊涂观念）；学校里的人，满脑子浆糊；左派，也是光说不练、光破不立、故作深沉、故弄玄虚、理论空洞、语言生涩、专玩假招子的人。

    我国最聪明的人和美国最傻的人“英雄所见略同”。

    西方民主成本高。家里搓麻是赌，豪华赌场也是赌，赌和赌，不一样。便宜的民主都不民主。

    中国现代的民主，最初是由军阀推行，而且是从农村抓起。中国的土匪、官员都来自这块土壤。

    军阀混战是世界大战的缩影。何以出乎民主（有200多个党），入乎专制，好鸡下不出好蛋（参上所说投票杀人抢银行）？这是世界性的问题。

    近代西化，一切与西方对号入座。大家找呀找呀找民主，常把大臣议事、犯颜直谏当民主，这是找错了地方。其实民主的道理在村里。村里人抬头不见低头见，需要商量的事比较多，推举评选的风气也比较浓，评工分，可以一宿一宿地评，评不出来的事还抓蛋蛋（即抓阄），可谓古风犹存。汉代的僤，是村中有钱人的俱乐部，敛钱买田，作公益之用，谁来负责，轮流坐庄，选来选去，总是能干也有经济实力的人（参看汉代石刻《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石券》）。它与希腊更相近。

    村民议事有一大特点，sóng人只能靠边站。农村有各种“大能人”，甭管什么时期（从汉代到现在），甭管什么概念（教师、手艺人、党员干部、致富能手），都是他们说了算。村级选举，这是基本背景。

    选举本身无好坏，全看谁来选，选出又是谁。民主虽是香饽饽，就这么个村子这么伙人。

    二十、将来怎么告状

    中国人特爱告状，尽管有各种鸣冤叫屈的合法渠道，如政府、法院、工会、妇联、纪检和媒体，上访的压力还是很大。很多人都说，中国如果变美国，事情就好办了。我们不妨设想一下。

    第一，在美国，有事别找政府。政府是管收税和打仗的。以后，你要说谁乱花了纳税人的钱，或建议中国打哪个国家，可以找它，别的事，对不起。

    第二，谁拖欠你的工资，克扣你的奖金，罔顾你的死活，无视你的安全，这类事情，赶紧找老板。他不答应，就联合罢工，像前些年美国灰狗、波音或西北航空公司那样。

    第三，其他麻烦，雇律师，上法院，打官司；找记者，写报道，媒体曝光。没准能告他个底儿掉。打官司可以发财，美国常有这种事。

    后两条，是将来的主要渠道。可惜的是，穷人跟老板讨公道是与虎谋皮，跟老板打官司又打不起。上访是肯定不行了。

    古人说，天下讼息是盛世气象。我们要真的学了美国，就没人告状了。或者说得准确一点，是没有穷人告状了。冤无头，债无主，一切听“看不见的手”随意摆布。

    二十一、向右看齐

    左翼和右翼的概念是源于法国议会的坐席排列，保守派的议员坐在主席的右面，自由派和社会党的议员坐在主席的左面。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是把激进派和民主派视为共产主义的同盟，对资本主义的伟大历史进步作用也极尽讴歌，而把各种保守势力看作反动的一伙。

    但现在大势所趋，是派别杂交，而独钟保守，全世界都如此：

    美国共和党在恢复基督教风化，重返保守主义，鼓吹美国式的爱国主义，用炮舰政策推行美国价值，像施瓦辛格扮演的角色，充当历史“终结者”。

    共产主义在补课，学习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但新一轮的开放，西化还是器用，复兴传统，做强国梦，扬我大汉天声，才是道体。学者以宋明理学包装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跟港台欧美的新儒家起哄，鼓吹崇圣读经，到全世界散德行，亦蔚为风气。典型说法见《甲申宣言》（我叫“假呻宣言”），即用夫子之教启欧美之蒙，也叫“第二次启蒙”。

    世界上的各种“义和团”也在石油滚滚下，顶欧风美雨，更张原教旨主义。

    三者很有对称性，但纯种的资本主义还是人家美国。

    重新包装的自由派即新保守主义，是乘时而起的当红角色。

    其他派别，稍息，立正，向右看齐。

    二十二、给老板上课

    有人说，大学办得好不好，要看产品，产值多少还在其次，终极产品是百万富翁。给老板办班，是大学创收的好办法，讲课人也不无小补。

    K公司要听《孙子兵法》。讲到一半，男大老板坐不住，率众女小老板退，如厕、喝水约十分钟。返而问，你为什么还不进入正题。讲课人说，什么是正题？老板说，《孙子兵法》跟《三十六计》是什么关系？讲课人说，《孙子兵法》是两千多年前的作品，《三十六计》是1941年才发现的手抄本，好像没有关系。老板说，那为什么书摊上有《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讲课人说，不知道。老板说，那你能结合实际讲点什么吗？比如，它和营销是什么关系？讲课人若有所悟，噢，您更关心的是三十六计吧？瞒天过海、借刀杀人、趁火打劫、混水摸鱼，还有走为上计，这还需要我教吗？满地的奸商都会。老板不悦。

    二十三、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往事如烟。

    1966年，一个到北京串连的孩子，横穿路面宽阔的长安街，低头猛跑，被疾驰的摩托车拦腰撞击。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就像一张薄纸，如此脆弱，竟被卷入车底抛出来，卷入车底抛出来，反复多次。恐怖只在一刹那，留在心里，却是永远。

    四个人在屋里打牌，忽然地震，一人夺门而出，三人色变而足不移。哈哈，胆小鬼，屋里的人笑，笑得前仰后合喘不过气。因为，一切又复归于平静。逃跑者满脸通红。

    可是，如果初震继之以大摇，房倒屋塌，屋里的人就笑不出来了。敏捷，幸运，逃跑者窃喜，自己夸自己。

    山区的路，九曲十八盘，狭窄而陡险。一辆破旧的长途车行路蹒跚，悬崖在其右，绝壁在其左。忽然车身右摆，眼看坠落深渊，车中的人毫无反应，只有一年轻人，身手矫捷，纵身一跃，从左窗逃跑。然而，几乎同时，车身却左摆，啪，那个聪明的年轻人竟被拍死在绝壁之上。大家目瞪口呆。

    空无一人的旷野，一条大路朝北走。我搭上一辆马车，坐在车子的后面。车子吱吱扭扭往前走，很慢。我后面的路在倒着走。一辆摩托，从远处驶来，先是一个黑点，声音越来越大，眼看到了跟前，突然左闪，咚的一声撞在河对岸。老张老张（假定姓张吧），坐在后面的人醒过来，使劲摇驾驶员，那人满脸都是土和血，毫无反应。我们全都傻了。扭头一看才明白，是大车占住了桥面。他没冲我而来，也没飞过河对岸。

    放炮，所有人躲在山背后。等待，没有声音。等待，没有声音。把烟抽完，××说，瞎炮，凑到跟前看，炮却突然炸响。他的脸皮被整个掀起，撩到了后脑勺，惨不忍睹。冬天没在，我没见。来年春天，经过这里，他们指指点点，绘声绘色。人就是这么个东西，说没就没了，他们遗憾地说。唉，咱们还是说点什么吧，他们说好了，一二，扯着嗓子一起喊，××同志，你永垂不朽！哈哈哈哈……

    笑声在山谷中回荡。

    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历史的真实感和荒唐感，尽在其中。

    凡指手划脚者，差不多都得有点资格。但“资格”这玩意儿还真费琢磨，表面看是张“入场券”，进门就撕；可实际上是个“无底洞”，掉进去就出不来。您要激我，说“不到长城非好汉”，行，咱就赌气上回长城（上去了就可以说“到了长城也扯淡”）。但要写冒险小说呢？那就麻烦了。谁都爱看冒险书，可不爱干冒险事。险要冒到大难不死，而且还不是三回两回，这个火候就难以掌握了。

    一般看法，谈兵得当过兵，行医得看过病，这是起码的“资格”。可是将有败将，医有庸医，葛洪说：“抱痼疾而言精和、鹊之技，屡奔北而称究孙、吴之算，人不信者，以无效也”（《抱朴子·微旨》）。你要想人信人服，光当兵不行，还得当将军；光当将军不行，还得当“常胜将军”，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要说“资格”，咱们横竖是没有。因为甭说“常胜将军”，就这“正步走”我都没练好。小时候，孩子王爱哈喝：“谁是我的兵，跟我走；不是我的兵，拿屁崩”，我最受不了。而更难的是，古代兵书有“杀士”一说（简本《孙子·谋攻》、《孙腹兵法·杀士》、《尉缭子·兵令下》），意思不是说敌杀或将杀，而是让士兵自己去送死，“能杀其半者，威加海内；杀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十一者，令行士卒”以兵令下》）。林彪说：“枪声一响，老子今天就死在这个战场上了”。干革命就不能当美蒂克，这我懂。但电影里的国民党将军，前边叫你冲，后边已准备好逃跑的飞机和汽车。战争就是战争，你不但自己得有当烈士（或炮灰）的决心，还得有让别人当烈士（或炮灰）的狠心。这也不容易。

    在资格的问题上，常有一种误解，就是把“谈兵”与“用兵”混为一谈。

    司马迁说；“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但宋人对《孙子》的批评却很苛刻。如苏洵、苏轼父子就非常叫真儿，只承认孙武是“言兵之雄”，怀疑他未必能行师用兵（见苏询《嘉祐集》卷三《权书下·孙武》和苏轼《应诏集》卷八《孙武论》）。这是宋以来辨伪学家怀疑《孙子》的一个根子。过去我总以为这是文人和武人抬杠，实在迂腐。但现在想想，他们的讲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司马迁刚夸完孙吴之术，马上就搬出当时的一句时髦话，叫“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这种经验之谈可不是文人所能杜撰。

    宋代学者对战国秦汉时代的这句时髦话做了极端化的发挥，好像“谈兵家”和“用兵家”绝无重叠之可能，未免过于绝对（已偏离了“未必”二字）；有人连孙子其人的存在也否定（见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六《孙子》），就更过火。但孙武虽然是“百代谈兵之祖”，用兵实绩如何，确实不大清楚，《左传》记吴破楚，只有伍子更，不载孙武；《吴越春秋》有之，也不像伍子胥更露脸，似是出谋画策之人。还有西方的克劳塞维茨，他是军人，也打过一些仗，但没有打过大仗，更没有打过大胜仗，很像有些足球教练，主要还是“场外智多星”、“事后诸葛亮”，后人称为“军事著作家”，其实也就是这里说的“谈兵家”。

    “军事著作家”和“名将”是有一定区别的。“军事著作家”未必会打仗，“名将”也不一定写兵书。如《百将传》里的很多名将就都没有写过兵书。所以若有人说：资本家会写《资本论》，*女会写《*女史》，金庸必为大侠，您千万别信。

    兵者，不祥之器，古人慎言之。赵括徒读父书，“言兵事，以天下莫能当”，连他爸都不放眼里以（《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忒狂。后人称为“纸上谈兵”。但他坏事还不是坏在“纸上谈兵”，原书也没有说他“纸上谈兵”（赵括那个时候还没有纸）。谈兵只能日谈或笔谈。日谈可以心领神会，笔谈必须形之文字。这都是打完仗，回到家里的事。毛泽东说，一上战场，兵法就全都忘了（大意）。战场上瞬息万变，也没法像球赛那样叫“暂停”。可见“谈兵”和“用兵”是两码事。孙武和克劳塞维茨都在纸上谈兵，而且谈得真漂亮，连名将也不能不服。赵括幼承家学，又执桴鼓为将帅，要是不打大败仗，拣条命回来，写本书，问题倒也不大，甚至说不定还能出点成绩（好教练不一定是最优秀的球员）。他坏事是坏在“易言之”——拿“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当儿戏，并且不会带兵，既不懂与士卒同心，又“悉更约束，易置军吏”，结果造成几十万人活埋，自己也被杀。

    书生慨然谈兵如杜牧者，古代也出过个把人，但要说谈兵误国，那可都是军人。赵括是世将，不是书生。书生只要不心血来潮，投笔从戎，是插不上手也负不起责的。

    韩非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学者多引之，用来光耀祖国兵学的发达之早，但他们忘记了，这后面还有一句是“而兵益弱”。

    宋代养兵多，武器精（发明火器），论军力装备，在当时是世界第一。兵学研究也很发达，兴武举，刻《武经》，极一时之盛。但这个中国兵学最发达的时期，也是中国军事史上最耻辱的时期。

    宋代为什么老打败仗？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如：

    （一）任何“运用之妙”都得有运用的自由。宋承唐末五代之乱，最怕“骄兵悍将”，临阵才授“锦囊妙计”，有“中御之患”。这是政治原因。

    （二）兵家必知天地阴阳是个传统。古代军人要学式法，宋仁宗命杨惟德等撰“景祐三式”，“故当时壬遁之学最盛”，“自好奇家援以谈兵，遂有靖康时郭京之辈，以妖妄误国”（《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遁甲演义》提要）。这是属于迷信。

    另外，教条主义也是个大问题。

    军事上的教条主义还不仅仅是迷信兵书，知守法而不知用法，而是不懂“兵法”后面还有许多支撑性的东西，以为用兵博奕，纯属智力游戏。例如赵括之误就是如此。

    观上所述二苏的《孙子》评论，我们可以注意到一种倾向，就是他们都认为“用兵”的关键全在“治兵”，这种本事是从书本上学不到的。苏洵说，治兵如御仆妾，*丈夫亦能为，不必有人教之。苏轼说，“挥舟于河，舟之逆顺，水之曲折，忘于水者见之”。这与其说是他们比武人更重实践而轻书本，倒不如说是他们视政治的问题比单纯的军事问题更重要。如苏轼说“天子之兵，莫大于御将”，还有他盛赞的《何博士备论》，都是着眼于此。

    自古“治兵”与“用兵”的矛盾就是一个大问题。如战国末，荀卿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之前。临武君所贵是战国时髦的孙、吴之术，而苟卿所贵是年代较早的“桓、文节制”和“汤、武仁义”，根据是《司马法》。苟卿法古，固然保守，但也不是没有实际的考虑。他认为“治兵”比“用兵”更重要，不懂“节制”的“用兵”是失其本统，只能对付“小敌”，不能对付“大敌”；觉得“兵法”还不如军队素质、御兵之术和制度性的东西来得可靠。例如齐国兵法最精，但“齐之技击”不敌“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敌“秦之锐士”。晋、秦得益于制度先进，故能后来居上。

    古代名将长于兵法者有之，但更多是善于御兵。如李广之宽，程不识之严，皆其著名者。而比御兵更重要的是御将，这个问题宋人最关心。本来以唐末、五代的背景考虑，宋代的“内紧外松”也自有其合理性。可惜的是，它也正吃了“历史合理性”的亏。

    中国古代兵法的要义是能“忍”能“狠”，这是一位大人物讲过的（见章士钊《柳文指要》所述其“友人”的心得）。“忍”起来，要多窝囊有多窝囊，装孙子，钻裤裆，包羞忍耻。“狠”起来，则杀他个片甲不留，斩草除根，无遗寿幼，把一肚子的“鸟气’全施放出来。这对了解中国政治历史的经验和中国人的行为特点很重要。

    古代兵家讲“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孙子·谋攻》），毛泽东也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都是出于这两个字。《左传》有“退舍求平”，《三国》有英雄诈降，《水浒》也有好汉在板子底下招供，推其源，也还是这两个字的活用。中国近代史上有个叶名琛，守广州不利，兵败被俘，客死他乡，时人讥为“不战不和，不降不走”。此话是否冤枉，我不知道，但四个“不”字确是犯了兵家大忌。劣势战争，要打打不过，要拼拼不起，要和、要降、要走又吃亏丢面子，没一样好受。可这样的难题，你还不能不选择。项羽兵败，刎死乌江，后人题咏，杜牧说“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主张逃，这是兵法；而李清照说“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则是气节。道德和技术冲突，各有评价标准，无法说哪个对。讲气节，你可以说“战死事小，失节事大”，可军事学上最忌讳的就是一味拼命和死要面子，特别是拿别人的命去换自己的面子。

    在《战争论》的第一篇第一章中，克劳塞维茨讨论过“什么是战争”。他的讨论很抽象，先是以搏斗为喻，讲三种“极端”，即暴力无限，绝对制伏，全力投入，否定“计算战争”，否定“不战”。这是理想化的战争。然后再放入现实中修正，说指挥艺术可以引进概然性（比为赌博），改变这种绝对化的倾向，并且战争最终总是受政治制约。前者是趋向极端的升级，而后者则是从极端状态下降或使上升中断。他主张“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但实际论述却是先把政治抽象掉，然后再重新装回去（见商务印书馆一九七八年版，23—47页）。这和中国古代兵家的讲法不一样。中国的兵家主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汉志·兵书略》），是把“伐谋”、“伐交”、“不战而胜”看做理想状态，而把举兵加之、破军毁国视为不得已。孙子论兵，“庙算”继以“作战”，“作战”继以“攻城”，逐步升级。但恰好在攻城白热化，“将不胜其忿”的节骨眼儿，却大讲“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以全争于天下”（《孙子·谋攻》）。战争始于“谋”而终于“谋”，整个讲法顺理成章。B．H．Liddell Hart给Samuel B. Griffith译《孙子兵法》写的前言中说克劳塞维茨太晦涩，易滋误解，使人以为他是主张滥用暴力。原因就在于他是反着讲。

    在《战争论》的这一部分中，克劳塞维茨提出过一个“两极性原理”，很重要。但可惜的是他在书中未能来得及展开论证。两极化在人类生活中很常见，但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这是一种理想态。“好人和坏人”的故事，不仅小孩爱听，大人也爱听。词人擅长夸张，政客偏爱蛊惑，群众运动总是一浪高一浪，奥妙都在这里。它的特点是排斥“第三条道路”，排斥“中间色”，强调对立面要同构对称（不然就无法顶牛，就没戏)。战争总是壁垒分明，你死我活，在这方面当然很典型。但就连战争也是有升有降，势弱当避敌，善和、善降、善走；势强也得允当则归，见好就收。否则求荣得辱，欲益反损。

    在现实生活中，灰色和混沌状态是大量的。在战争问题上,人们一般看重也易于理解的是“两极化”的形成过程，而常常忘记其负过程，即冲突的化解、矛盾的稀释。其实在战争史上，妥协、媾和、谈判，甚至诈降、叛变，从来都是“大战略”的一部分，其难度一点也不比野战、攻城来得容易。特别是人活一口气，总是带情绪的。中国人有“吐痰效应”，喜欢起哄。扬汤止沸，人多了去；釜底抽薪，影也没有。正合所谓“上山容易下山难”。

    近来，“男子汉”在中国非常时髦，女人到处找，男人到处装，唯有王朔一语道破天机，说这是老娘儿们下的套，专让男人往里钻。中国现在的“男子汉”形象，标准是有棱有角，胡子拉茬，沉默寡言，透着冷硬，大概都是从外国电影里搬来的。但中国人本来的讲法可是另外一套。他们打心眼里最瞧不起的是屁事憋不住火的“匹夫之勇”（如项羽、张飞、李逵之流），看重的是忍耐力和气量（如刘邦、刘备、宋江之流）。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都可反映中国的“男子汉”是什么意思。老百姓讲，天下好汉有两条，一条叫“不要命”，一条叫“不要脸”。但归根结底，“不要命”得服“不要脸”。《水浒传》讲火并王伦，王伦为什么不行，就是小肚鸡肠，容不得人。梁山泊什么人没有？既有逼上梁山的林冲，又有鸡鸣狗盗的时迁，没有“宋大哥”式的人物，怎么笼得住。Macho是贵族骑士，放在中国要算“君子”。中国古代的“君子”也有过决斗式的战法，如被毛泽东讥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的宋襄公(《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讲究的就是这类战法。但中国从很早起就破坏了贵族传统，也废弃了fairplay。战国以来，代之而起的是所谓“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韩非子·难一》）。“兵不厌诈”其实是“小人战术”。“小人战术”在中国人的行为特点中渗透极广。它的优点是灵活机动，但坏处是容易流为油滑，叛服无定，蔑视一切法则。法国 PaulValery曾说，一般西方人对我们这“既东而又西，既左而复右”的民族实在捉摸不透（为盛成《我的母亲》所做的序），但我们中国人从不误解，“大闹天宫”的和“西天取经”的是同一个孙悟空。

    中国战法是勾践式的战法，“忍”字当头，“狠”在其中。卧薪尝胆，心上一把刀，滋味不好受。但这是环境逼出来的、古代世道艰险，老百姓不读兵书，常在“窝里斗”，也一样能学到兵法。就连悍妇都懂得“哀兵必胜”．必要时先哭上两嗓子。

    没办法，《孙子兵法》竟成了“装孙子”’的“兵法”。

    “悍妇”和“男子汉”常常是对称的两极。如刘邦厉害，他老婆也厉害。男人和女人“斗法”，也与“兵法”有关。古代房中术总是称女人为“敌”，如所谓“视敌如瓦石，自视如金玉”，“御女当如朽索御奔马，如临深坑下有刃，恐堕其中”（《医心方》卷二八《房内》）。很有点“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味道。

    Macho的特点是爱女人，特别是爱“求之不得”的女人，比如朋友的妻子。而中国的“男子汉”，视“妻子如衣裳，兄弟如手足”，根本没这个“浪漫”，绝不把女人放在眼里。

    中国也曾是个典型的男性社会，但何以照样会有“阴盛阳衰”、“雌雄颠倒”和“怕老婆”呢？中国的男性退化有两种类刑。一种是达官贵人，地位高，脸皮薄，忙于外，疏于内，被女人从内部夺了权，弄得呼奴奴不听，唤婢婢不应，财物财物不清，消息消息不灵，并以“首长健康”为由，吃、喝、拉、撒、睡全包，感情放债，使男人的一切生活能力丧失，再捏住点花呀草的把柄，就差拿枪顶着当人质，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傀儡。另一种是娇生惯养的“小皇帝”，爹是一代枭雄，儿是可怜阿斗，“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也是被女人宠得没有一点男人味。

    男人的最大弱点是爱女人。女人常常没法直接征服世界，但她可以通过征服一个“男子汉”，不费一兵一卒，不发一枪一弹，就全面占领他征服的世界。这是一种更高明的战术（以柔克刚，名符其实的“阴”谋）。

    中国的兵法，固有其阴毒之一面。但学兵法的并非都是坏人，坏人也不是兵法能教出来的。相反，它往往带有防身的性质。司马迁曾慨叹，以孙膑、吴起之善于用兵，何以竟不能保护自己，防患于未然（《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但这事也是说着容易做着难。

    “君子”吃了“小人”的亏，若恕道未修，咽不下这口气，非报仇不可，常常会有一种两难的选择。你要收拾“小人”，就不能“以君子之道还治小人之身”。因为“小人”也懂躲避“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制服“小人”，必先化为“泼皮’。但悲剧可能在于， 这是“小人”逼“君子”犯错误：即使“君子”在战术上成功了，事实上被消灭的也并非“小人”，而是“君子”。因为“君子”已变成了更高明的“小人”。

    剑在武侠小说中被写得神乎其神，当然有作家的渲染和创造，但其中仍有史影可寻。

    中国的冷兵器，戈、矛、剑、戟、弓矢都起源甚早。戈、矛、戟是车右所执，弓矢是射手所执，都是车成中的主要兵器。这些是长兵。剑是短兵，只能用于近战格斗和平素贴身自卫，不是主要的实战兵器。但古代兵器除用于作战，还有随身佩带，用来标志身份的意义。如西周时代的官爵册命，所赐舆服常见甲胄弓矢，而后世舆服制度也有刀剑。中国古代的剑，早期出土都是匕首式短剑，长度只有十多厘米到二十厘米左右。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有长一点的剑，长度也只有五十厘米左右。发展到八十、九十厘米到一米左右，那是秦汉时期。长剑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武士佩剑的风气亦始于此，故这一时期的出士兵器是以剑铸造最精，装饰也最考究。宝剑对于男人就像钗簪之于女人，也是一种贵重的“首饰”。战国时期，由于野人当兵，旧的武士制度衰微，带剑之风也下替。例如《史记》载秦简公六年“初令吏（下层官员）带剑”（《六国年表》），次年“百姓初带剑”（《秦始皇本纪》），就是反映这一点。等到韩信“好带刀剑”那阵子，佩剑就滥了。

    佩刀剑在全世界到处都是武士的象征。西方人说亚洲缺macho（男子汉），只有日本和马来半岛还有点味道，他们就是好带刀剑。我国只有某些少数民族还带刀剑。这些都是武士之风的孑遗。美国西部牛仔改玩手枪，那绝不是正宗。

    对武侠之负剑，我想恐怕还得从这条线索去理解。

    “侠”和“兵法”都与中国古代的武士传统有关，但两者在精神实质上可大不相同。“兵法”讲究的是力量对比、机遇捕捉，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一切全靠“可行性研究”，根本无道德可言。而“侠”可不一样，他讲究的是单挑独战，快意恩仇，甭说事关武士荣誉，就为一句话、一口气也能跟你玩命。

    照理说，“兵法”既然是后世军事传统的主流，它与早期的武士传统关系应当更密切，但不然。我仔细研究兵法才知道，它是从古代军法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新现象，和古代战法是完全相反，放在早先，都是君子不耻。而“侠”，从表面上看，虽不属官方整军经武的范围之内，反而常常是严打狠肃的对象，但太史公和平原欣赏的那种重然诺、轻生死，复仇决斗的精神，却正是古代武士传统的嫡嗣正宗。

    中国古代的武士传统，史影绰绰仍见于许多断简残篇。如子元振万（跳武舞）挑逗文夫人，颇类欧洲骑士；子路结缨而死，也很像日本武士。特别是被毛泽东讥为“蠢猪”的宋襄公，更分明是中国的堂吉河德。他自称“亡国之后”（宋为殷后），死守古代“不鼓不成列”的决斗式战法，硬不肯乘敌“半渡”、“未陈”而击之，结果身死兵败为天下笑。据（非子·难一》，“兵不厌诈”正是针对这种过时的战法而提出。宋襄公可笑不可笑？以今天看当然可笑。但你别以为他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在那儿抽疯。他那些战法都明见于《司马法》,本来正是君子必需遵守的竞赛规则，很符合fairplay。

    在世界各地，武士传统的转型都是一个大问题。

    欧洲骑士和日本武士的衰落都非常晚，如塞万提斯写《堂吉河德》是在十七世纪初，日本武士大批沦为浪人也在这前后。他们的武士传统至今还很深入人心，一直影响到西方人“五讲四美”的文明礼貌和日本人咬牙跺脚的奋斗精神。

    同鬼子打交道，我的突出印象是他们太傻。古人不是说“物老成精”吗？那真是一点儿不差。中国文明太悠久，结果弄得哪儿哪儿都是“人精”。中国的武士传统变“堂吉诃德”那是二千六百年前的事，难怪近代的志士仁人要仰天长叹：中国太缺乏“尚武任侠”的精神了。

    平原爱小说中的“侠”，我也同样。小时候，我最气不愤的就是，项羽力拔山、气盖世，怎么楞是让一论人品没人品，要武功没武功，满肚子花活，下流到“分我一杯羹”的沛县流氓给灭了。读到他垓下被围，乌江自刎，心里就堵得慌。后来大了，我才明白，人是两面派，实用的时候实用，理想的时候理想。干坏事，他玩得全是毒计损招，可听故事却乖得像小孩，又是替英雄下泪。又是替古人担心，没人会把权术兵法当文学欣赏，就连有勇无谋的戆汉，也比大奸似忠的“油条”更受读者青睐。

    平原说武侠小说是通俗文艺，不必人为拔高，但既然人问总有不平，“侠”所寄寓的人类期盼和自由精神就永远是深刻主题。这种化俗为雅的理解对我也启示良多。

    通俗文艺“俗”，“俗”到头大概要算“诲淫诲盗”。清初反精神污染，这两条都在查禁之列。我们汉人不像话，搞这些走火入魔，在当时是超一流的世界水平（搁到现在也不逊色）。这类书有煽情催欲的副作用，但不管你怎么深恶痛绝，它里面毕竟有人类的基本兴奋点（也可以说是弱点）。

    “俗”而至于“庸”，不是打就是闹，不是搂就是抱，必然堕入程式化，让人起腻。因为你要看真正的武打即散手，那都是三八两下，立决胜负；床上戏也是要不了几分钟就得云散雨收。小说家要想拖住读者，就得因情设景，添油加醋，拉长篇幅；甚至借佛理以宣淫，寓造反于招安，故做波折。这些手法拙不拙劣？拙劣。可它里面也照样埋着人类的“永恒主题”。

    人类的“永恒主题”都是植根于人性的基本冲动，酒、色、财、气一样不能少。特别是“色”和“气”，更是主菜。它们是明清通俗小说的两大主题。你可以说“烂醉如泥”是“俗”，“玉山倾倒”是“雅”；“皮肉烂淫”是“俗”，“儿女情长”是“雅”；“赌徒心理”是“俗”，“企业精神”是“雅”；“好勇斗狠”是“俗”，“见义勇为”是“雅”。但专家不也承认《红楼梦》和《金瓶梅》有密切联系吗？现在国外害怕小孩学坏，有给影片定级一法。脱，脱到什么程度；吓，吓到什么水平，从 G到 PG到 R到兄 中间有一系列过渡。我想，通俗文艺和高雅文艺，从主题到手法，仔细研究，还是可以看出其“变形”。

    古人说“任侠使气”，如果假装内行，妄谈“类型”，我就把它归入“气”这一类。人们说爱情是“永恒主题”，体育是“人类精神”，其实推而广之，不平就想出气（哪怕是摔盆打碗），又何尝不那么“永恒”呢？特别是中国人有“造反”癖，隔上一二百年就要“出上口鸟气”。王侯将相，他不信有种；神佛仙怪，他也太少虔诚。靠得全是一股浑不论的精神。

    “复仇决斗”曾是原始的公平原则，说古老那可是真古老。可是现在美国也还照样在演《超人》、《蝙蝠侠》，声光化电之下，主题还是老一套。

    最后附带讨论一个问题，即后世还有“侠”吗？

    平原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从《后汉书》起，史家不再为游侠作传，可这不等于社会上不再存在游侠，。游侠文学中的侠客形象虽颇掺入作家的想象，但往往还是可以折射出其创作时代的真实存在。

    为游侠文学的“三大期”找原型是比较困难的。没有研究，不敢妄言。不过我总怀疑游侠小说中的“侠”与生活中的“侠’”怕有相当距离。尽管太史公早已为我们区别了真侠与“暴豪”，武侠小说中的剑客也是正、邪不能两立，但我揣想，普通人拿眼能瞅见的多数还是黄金荣、杜月笙或黑手党之流，武德高尚的技击家不是太少，就是远在天边，急了够不着，还得花钱请流氓照应。文学家的想象，大概就是这样应运而生，正如没有清官盼清官，越不爱国讲爱国，也是属于没啥想啥。想多了就有人提倡也有人效仿，而矫情的提倡或效仿，流弊是“假”。

    我曾问平原，研究武侠小说的类型，《儒林外史》中的“假侠’是不是也值得研究？

    古人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公孙丑下》），但近五百年来，天下所行者却不过是“以力服人”的“霸道”。我记得，好像是上一世纪初，有哪位欧洲哲人说过，我们还生活在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我觉得，这话很有道理。因为近半个世纪，在“恐怖的和平”下（真正的恐怖还是来自大国），已经好久没有世界大战了，这是太大的意外。现在，当“新帝国主义”论借全球化的西风重新崛起时，我们不应忘记，这五百年来，世界一直都是笼罩在西方军事传统的影响之下，战争仍威胁着整个人类。

    一、没人把《孙子兵法》当回事

    记得很多年前，在一次书刊发行会上，有位我很尊敬的著名学者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好，就是好，它不但能救中国，还能救全世界。为了证明这一观点的正确性，他老人家举例说，比如西方人，他们就不懂什么叫“兵不厌诈”，海湾战争就是靠《孙子兵法》才打了胜仗。这样的说法，咱们这边有，台湾那边也有（我在台湾的书店里见过这类书），而且有人说了，这可是人家美国报纸讲的。但不管怎么说，我就是不信。这就像过去大家说的拿破仑读《孙子兵法》，悔不当初（此说是30年代出自李浴日口，类似故事还有威廉二世读《孙子》），我很怀疑，它是咱们中国人捕风捉影、自欺欺人的把戏。我相信的倒是，人家读《孙子兵法》，顶多就是看着玩。在汉学译本中，《孙子》地位高，仅次于《老子》、《易经》，当然很重要，但人家有人家的传统，轮到动粗，他们玩的是另一套。比如，我想向读者推荐一本书：《剑桥战争史》（Geoffrey Parker,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Warfa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中文译本：〔美〕杰弗里·帕克等《剑桥战争史》，傅锦川、李军、李安琴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它就是讲西方靠什么打仗。整个一卷书，从头到尾讲下来，不但不谈《孙子兵法》（只在第9页夸了一句，说孙子早就预言了后来由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提出的主张），就连中国都没有几句话。我记得，许倬云先生说过，他出国之前以为，世界之大，只有中国；出国之后才知道，世界之大，没有中国。这种“没有中国”的感觉，对我们来说，简直不可想象，但在各种“剑桥史”中（除去专讲中国史的书），却比比皆是。这是很好的教育。

    最近，插图本的历史书可谓大行于世，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好几本。读这类书，大家都说，外面的世界真精彩。但我想提醒读者，这些“剑桥史”，它们的共同点是很能反映西方观点，特别是英语世界的看法。它们是很有势力的看法，但也是很有偏见的看法。虽然我并不同意，而且是坚决不同意，西方学术就是国际学术，特别是拿西方汉学当国际学术。我认为，研究中国，只能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中国学者的研究，加西方汉学的研究，加“亚汉学”的沟通介绍，勉强可叫“国际学术”。但我的很多西方同行，他们还是天经地义地认为，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普遍原则，那就是西方的原则。而且，在这个所谓“普遍原则”下，对这个“原则”是必要补充，他们还有纯属个人，千姿百态，只有白马黑马没有马的自由意见，真可谓“至大无外”、“至小无内”。比如前不久，山东画报出版社寄我一本他们出版的《剑桥插图考古史》（郭小林、王晓泰译，2000年），它说，“本书在根据‘西方的经验’说明这门学科的时候，有过分的西方中心论之嫌。我们并不想对此加以辩解，因为考古学并不是由非西方人创立的”（前言005页）。虽然，因为考古发现的遍地开花，它对世界各地都得说上几句。但它是说话人的历史，不是被说内容的历史；是考古学的历史而不是考古发现的历史。从记录主体活动的角度看，它理所当然要把这部历史看作西方的历史，或者主要是西方的历史。他们对世界上的国家，向分三六九等，着墨多少，尺度宽严，都有固定想法。讲苏联，绝少不了恶评；讲亚洲，日本肯定在中国之上。它就是这种“普遍原则”的体现。只有明白这一点，你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引为自豪的考古发现，到他们笔下却几乎等于零。在这本书里，关于中国考古，它唯一提到的是，中国还有个西安，西安还有个秦俑坑（302－303页），即西方旅游者来中国的必到之处。另外，在年表中，它还提到1921年发现北京猿人，1953年发现半坡遗址。几句话而已。

    和《剑桥考古学史》相比，《剑桥战争史》对“普遍原则”讲得更突出，线条也更为明快。本来这些历史，它们统统都是世界史，然而它们都只标“剑桥”，不标“世界”，作者讲得很清楚。世界史总得讲世界吧，但作者觉得，要讲战争，那我们是胜利者，这个历史当然是我们的历史。他们讲起话来真是坦诚相见，什么酸文假醋都没有，干脆就是拿西方战争史当世界战争史，一点都不脸红。所以我觉得，这本书不仅对了解西方战争史有用，而且也有助于理解，现在之所谓“国际学术”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就像拿北京话当普通话，它可不是各地方言的拼凑，也不是投票选举的结果，皇帝在哪儿，哪儿就是普通话。

    现在讲中国的军事传统，我们当然可以关起门来讲，说我们有《孙子兵法》，老子天下第一。但我的看法有点不同。我相信，真正的西方文化，他们内心的想法，其实是根本就没把中国当回事。就是讲客气话，肯定也是点缀（在很多场合下，还是保护）。而且，我完全同意，他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也确实很有理由。因为他们在各方面都比我们先进，也比我们眼界宽广，更了解天下大势。要讲世界，他们比我们有发言权。

    知人知面不知心，知心最难。学习西方文化，首先，我们得了解其心理特点，不是个人心理，而是文化心理。研究心理，军事是个入手处。作者说，“西方的历史，无论是本国的还是海外的，都是以强硬的、野心勃勃的大国们为争夺控制权而展开的竞争为中心，在竞争中，残忍者、革新者和果断者取代了自满者、模仿者和优柔寡断者”（590页），他们的特点是居高临下、恃强凌弱、吃硬不吃软，不相信眼泪和感化（战时的日本人也是如此）：如果你没有足以与之抗衡的“高”与“强”，即“彼可取而代之”的一整套制度和观念（我们确实没有），他们当然会问：我们的东西为什么不是最好的？而且你有什么理由加以拒绝？这就像在没有新鲜空气和干净水源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拒绝呼吸和饮水。他们的道理确实是“硬道理”。

    在近百年的文化争论中，我们不是自大就是气短，原因就在，我们不懂他们的“硬道理”有多“硬”；既不知己，也不知彼，还老想和人家较劲；刚学一两招，就想把对方放倒，不知道人家这500年的功夫是怎么来的。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

    就是将华夏传统的所有小巧的玩意儿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鲁迅《忽然想到》（十至十一），收入《华盖集》）。

    二、站在“八国联军”一面，还是站在“义和团”一面？

    此书作者共七人，两位是英国人（包括在英国受教育然后到美国教书的主编），五位是美国人（其中一位还当过空军，有上校军衔）。我向一位西方学者介绍此书，他的第一反应是,“这是本19世纪的书吧”？我说不是，这是1995年海湾战争后出的书。但我觉得，他的反应并没有错。因为当我们跨入21世纪，世界确实是倒退，已经退回了19世纪。很多政治家的言论已经把它讲得很清楚，就像科幻影片的说法，是back to the future（返回将来）。

    “美国欺人太甚，你跟它硬也不行，软也不是，反正说什么，他也要打你，跟丫拼了”。

    “世界这么乱，没人管怎么行，咱们得谢谢美国”，

    “你不支持美国，就是支持独裁领袖、流氓国家、恐怖分子，就是和全人类作对，和自由民主作对”

    ……

    这些都是世纪性的争论。

    其实，在过去一百年里，我们的地位是什么，早就有先定之数：列强世界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们既没有机会先抢，也没有力量后抢，只能自己抢自己，苦苦挣扎于世界之林。现在的中国，和一百年前相比，地位是提高了（无论怎么评价，这也是拜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之赐）。但水涨船高，在世界的整体格局中，在西方的心理框架下，我们和两次“公理战胜”后，地位还是差不多。两次世界大战是什么？是“八国联军”的窝里斗，先抢者和后抢者斗。德国是后抢类的国家，始终处于“四战之地”，结局最惨，两次都是战败国；英、法扼其左，俄国阻其右，都想引祸水于对方，但彼此都倒了霉，两次大战，也是损失惨重；奥匈帝国也是后抢类的国家，为德国帮凶，一次大战后，迅即土崩瓦解；意大利和日本也是后抢类的国家，二次大战跟德国跑，也没什么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真正捞到好处的，只有美国。一次大战，打出一个“法”（法西斯主义），打出一个“共”（共产主义），引起二次大战反“法”，冷战时期反“共”。但反来反去，亲缘关系没有变，基本结构没有变，在美、英、法的眼里，德、意、日还是他们的人，俄国也是旗鼓相当的对手。我们徒有“战胜国”的虚名，既不是最贫弱的国家，也不是“八国联军”圈里人，一直扒在车帮上，无论怎么变，地位都不能同日本相比。因为日本是他们圈里人，而中国不是（就连汉学研究的地位都是由此而定，过去我不明白，现在看得很清楚）。二次大战期间，所有强国都是以邻为壑，珍珠港事件之前，它们对中国都是见死不救，孔祥熙游说德国，宋美龄游说美国，都是洒泪而还，为什么？除移祸苏联，还有个理由，就是日本在亚洲最有领导资格。现在轮到反“恐”，没有反完的“共”都纳之于“恐”，叫“后冷战时期”，对西方来说，是打完大敌打小敌，又转回去了。所以，我们的世界反而更像1900年，即八国联军到北京教训我们的样子。有个西方学者跟我说真心话，现在这个世界，屈指可数的流氓国家，你们是难逃其外；本世纪还保留吃人习俗，你们是独一无二（他们已写出“中国吃人史”）。在他们眼中，我们还是义和团。

    三、为什么不谈中国？

    《剑桥战争史》是一部详于今而略于古，专讲西方之不暇，遑论其他地区的战争史。它在中国出版，作者兼编者，美国的帕克教授为它写了一篇中文版序言。

    这个序言很有意思。他说：

    由我策划和编辑的《剑桥战争史》，现将与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读者见面，这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但是，我担心有些读者在看了书中的内容基本限于涉及西方的战争之后会感到失望。坦率地说，他们一定会认为，战争的中国模式在重要性和令人感兴趣方面并不亚于西方。

    然后，他提到两本书，一本是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的书（Western Way of War,1989，原书未见），一本是鲁威仪（Mark Edward Lewis）的书（Sanctioned Violence,in Early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前书是介绍“西方战争方式”，后书是介绍“中国战争方式”（作者是汉学家）。这是他做比较研究的基础。

    作者向中国致敬，主要是说希腊和中国进行过类似的“军事革命”。比如：希腊有重装步兵，中国也有；希腊有色诺芬，中国有孙子〔零案：作者说，与《孙子》“齐名”，还有《墨子》的城守各篇（序言2页），西方重技术，看重这些篇，但在中国，没人这么说〕；希腊有民选将军，中国也有精通军事技术的专门指挥家；中国有秦始皇的“中央帝国”，马其顿有亚力山大的希腊化（2－3页）。此外，书中还特别提到，中国和西方一样，都很重视操练和操典（4页图注和595页）。这是用熟悉的东西讲不熟悉的东西，就和古谣谚说骆驼是“马肿背”一样，只是最表面的比较。

    最后他说，然而，为什么这部书只谈西方，不讲中国，也不讲世界其他地方呢？他有三条理由：

    第一条，“对各个历史时期所有社会——无论阿兹台克人和莫卧儿人，还是中国和欧洲——都予以同样关注的‘战争史’，其广泛多异的内容是一单卷本的书无法包容的”（3页），这是说“一卷装不下”。

    第二条，“在让西方的勇士和军界名流们分享关注和荣誉的同时，仅仅对非洲、亚洲和美洲的军事和海军传统轻描淡写地说上几句好话，那将是不可原谅的歪曲”，这是说“几句说不清”（3页）。

    这些不是主要理由。

    他关键的理由，我看还是第三条，即归根结底，还是“谁也打不过西方”。

    他把话说得很清楚：

    不管是进步还是灾难，战争的西方模式已经主导了整个世界。在19、20世纪，包括中国在内，以悠久文化称著〔零案：应是“著称”之误？〕的几个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在坚持不懈地抵抗西方的武装，而像日本那样的少数国家，通过谨慎的模仿和适应，取得了通常的成功。到20世纪最后十年，无论是向好的还是坏的方面发展，自公元前5世纪以来已经融入西方社会的战争艺术，使所有的竞争者都相形见绌。这种主导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加上其成功的秘密，看来是值得认真地考察和分析的（3-4页）。

    因为作者不讲中国军事史，这里，我想举几本中国出版的书，供大家比较：

    （1）军事科学院编的17卷本《中国军事通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

    （2）王兆春《中国科学技术史》军事技术卷，科学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