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年前的今天，24岁的合肥制药厂学徒工梁小斌发表的诗作《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表达了从十年动乱中走出来的一代青年的精神迷惘。

　　随后的整个1980年代，写诗是时尚，北岛是偶像，个个是愤青。面对一代人的迷惘与激情，诗歌扮演着启蒙者、思想者、抒情歌手、社交平台等多重角色，诗人成了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明星和社会精英。

　　不久前，被称为“梨花体”的诗人赵丽华的作品饱受争议和恶搞，令诗歌在经历16年边缘化之后，再次引起轰动效应——这次，诗歌成了一个笑话。

　　中国，“我”的诗歌丢了。那一代找钥匙的人，现在连诗歌都找不到了。

　　从表面上看，“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兴高采烈地诋毁诗歌”(邹静之语)；究其实质，是泛娱乐化的生活方式、网络时代的平等观念和解构本能、有诗人无杰作的诗坛名利场现状，共同将诗歌弃之荒野。

　　“诗言志”的“志”没了，诗歌失去了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力量。最能调动整个社会的力量，似乎只有面值10、50和100的小纸片。大人要求小童背诵唐诗宋词，自己却滥造人造景观。

　　在这个没有诗人或人人都是诗人的国度，诗成了多余的。
发行量一度高达74万册的《诗刊》、盗版了10年的汪国真诗集以及1980年代以来近百种诗歌流派所培养的百万诗人和千万诗歌读者，还活着。

　　诗歌也还在，在小学中学大学的语文教材里，在宗教的祷告中，在情人的耳畔，在博客和秘不示人的日记里，在诺贝尔文学奖普利策奖华语传媒诗歌大奖的颁奖典礼上，在大江健三郎小说写作的源头，在金庸的武侠情意里，在9·11之后和SARS之后疗伤的民众聚会里，在地铁和公交车里，在午后和黄昏的花园书卷里，在从几十人到三千人参加的诗歌朗诵会上，在论坛帖子的签名档里。

　　但是诗歌一度拥有的崇高和诗人一度拥有的尊荣，已经土崩瓦解。曾经风靡于大革命的前夜和广场、守候在个体心灵的软弱时刻的诗歌，已经一去不复返。

　　从表面上看，“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兴高采烈地诋毁诗歌”(邹静之语)；究其实质，是泛娱乐化的生活方式、网络时代的平等观念和解构本能、有诗人无杰作的诗坛名利场现状，共同将诗歌弃之荒野。

　　这是最好的诗意年代和最坏的诗人年代——诗意在物质消费和泛娱乐中横流，20亿条中秋节手机短信和“我是郭德纲”取代了“床前明月光”的诗意，豪宅的高尚广告和小业主的按揭现实取代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意。

　　中国，我的诗歌丢了。物质丰盛，人心贫瘠，现在我们要努力适应1亿多人患有各种精神障碍疾病的汉语世界。

　　——诗歌曾经代表着什么

　　诗歌只是众文体之一，却得到过超乎所有文体之上的青眼相加。不是因为诗人擅用回车键，而是诗歌一度扮演着最有效的“灵魂捕手”的角色。从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直到现代诗，莫不如是。诗歌的权杖不在于它的象征系统和格律形式，而在于它总是个人灵魂的隐秘出口，呈现了每个时代最真实人性的清明上河图，世象纷然，人心赤裸，无所遁逃；并且，充满个性，不失优美。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雄心和境遇，20世纪的中国诗歌与反传统的社会变革是合拍的，诗人要有所建树，必要卸下韵文传统的重负——“中国的现代诗歌就根本上说，它是对古典诗歌的革命……诗人们试图在现代汉语和日常语言中找到一条新的道路，使诗歌可以更亲和地表达我们时代的想象力、存在状况和复杂感情”，2002年12月，于坚在瑞典奈赫国际诗歌节上说道。

　　有人形容20世纪是“汉语破碎的20世纪”，汉语写作经历了白话文运动的冲击、汉语罗马化的诱惑、“文革”的禁锢和现当代西方文学的强大影响。诗律与词牌犹在，但写作者已对此意兴阑珊。一部分作者如金庸即便在武侠小说里也保留“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的诗性，还把把14部小说的名字编成平仄对仗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更多的作者像古龙一样，成了古典诗性的破坏者和现代性的建树者。

　　到了今天，同样为了“更亲和地表达我们时代的想象力、存在状况和复杂感情”，在人们发现现代诗已经从口语化堕落到了口水化之后，于是撤消了对诗歌精英意识、权威姿态、贵族气息的敬畏之心，转而制造新的表现方式——广告文案、博客、动漫……诗歌被夺去了权杖。

　　——没有比扔掉诗歌更容易的事了

　　美国桂冠诗人比利·柯林斯把诗在现代生活中的角色形容为冰球守门员：“球场上守门员看起来孑然孤立，一旦对手想攻门取分击败我们，诗是最后一道守备防线。”但是，当月发行量1.1万册的美国现代诗歌协会《诗刊》杂志，在2002年获退稿作者鲁丝·莉莉捐赠1亿美元成立诗歌创作基金会时，他又叫道：“诗歌一向被称为文艺界可怜的卖火柴的小女孩，这下中头彩了！”

　　2006年1月，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也宣布向中国诗歌界捐赠3000万元，其中，北大中文系新诗研究所和中国诗歌学会各得1000万元。

　　今天，中国诗歌不像冰球守门员，更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中华诗词学会会长孙轶青说，中华诗词学会的10万会员与省级、市级和县级诗词学会的会员加在一起，中国已有100万诗人，每年至少有10万首新诗歌问世。2003年11月，韩国釜山东亚大学成立了中国现当代诗歌资料中心，似乎佐证了中国现代诗的价值。

　　但现实中，“诗人”作为嘲讽的称呼，在文化圈之外已达成可耻的共识。嘲讽诗人变得理所当然，谈论诗歌反倒可耻。如果你对一个有正当职业的前诗人提起诗，就好象是揭他的短。但凡以时尚、前卫、创意丰富、懂得享受生活自命的年轻人，没有一个敢公然承认自己目前还在写诗、读诗。专栏作家的待遇比诗人高人一等，在三流报纸上写蹩脚新闻的通讯员也自我感觉要比诗人高级一点。

　　诗人的诗歌标准与公众的诗歌标准都在与时俱进，但公众的价值标准显然比诗歌标准走得更远：既然诗歌不能带来GDP、不能评职称、不能带去面试、不能带来高稿酬和增加收入、不能娱乐朋友、不再能讨恋人喜欢、不再能成为畅销书、不再能证明才华……简直一无是处，那么还要诗做什么呢？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智力游戏，今天的智力游戏与诗无关了。2006年9月30日推出的“手按键盘气自华”诗歌生成电脑软件，每天有近两万首诗歌生成，也与诗无关，只与恶搞有关。

　　——现在不流行诗歌，流行郁闷

　　诗歌不兴，但诗意横流。脱离了诗歌的诗意似有千百个化身，今天最大的诗意是生活方式的诗意，是对生活质量和娱乐的赤裸裸的追求，而非汉语的炫技。

　　诗意之外，还有心灵得不到抒发的郁闷，而恶搞是对郁闷的一种渲泄和抵抗。2006年10月10日是第十五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中科院院士贺林的盛世危言是：“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们正无情地进入到了‘精神疾病时代’” 。

　　这是一组骇人的数据：目前，中国平均每100人中就有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各类精神障碍患者现已超过8300万人，以精神分裂症为代表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达1600万人，存在暴力攻击、自杀自伤等心理行为问题的儿童青少年已超过3000万人。《中华精神科杂志》总编张明圆教授推测“中国至少有1亿人患有各种精神障碍疾病”。与精神疾病和行为障碍相关的疾病负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首位。在北京、上海、广州、大连这样的大中市，精神疾病患者能占到城市总人口的一成以上。

　　我们丢掉了诗歌，捡起了焦虑和郁闷，娱乐和生活的诗意没能成功地拯救我们。在今天，我们只配在德令哈，“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