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沈从文也就是个二流作家，而张爱玲是被“过度诠释”了的作家。我认为，前者不如老舍、废名，后者不如鹿桥、萧红。

                                                ——陈超

诗歌，人类永恒的心愿之乡

——诗歌评论家陈超访谈

崔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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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获奖
　　记者：陈先生您好，首先祝贺您获得了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2007年度文学评论家奖。2007年是中国新诗诞生90周年，在这样一个特别的年度将这个奖项颁发给您这样一位诗歌评论家，应该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您如何看待自己的获奖？

　　陈超：能获得这个大奖我深感荣幸。与鲁迅文学奖只针对国内不同，它是针对全世界华语文学作品及作家的一个评选，推荐名单来自中国大陆、港澳台、北美国家及澳大利亚等地的36家最重要的华语文学报刊，然后经由国内一流作家学者批评家组成严格透明的终评委员会，投票产生最终获奖者。至于“新诗90年”，可能是巧合吧。
　　
　　记者：最近这些年，您获得了包括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在内的很多重要的文学奖项，2008年刚刚过去了3个多月，您就先后获得了《南方文坛》“年度优秀论文奖”和《当代作家评论》“年度优秀论文奖”，现在又获得了本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在您获得的众多奖项中，您最看重的是哪一个？为什么？

　　陈超：我以为，在中国众多的文学奖项中，“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具有无可替代的特殊意义，它坚持“公正、独立、创造”的原则，以“反抗遮蔽，崇尚创造，追求自由，维护公正”为宗旨。文学界普遍认为，这个奖是在华语文学界最具公信力和权威性的大奖，因而不难想见，我非常愉快的心情源于我格外看中这个大奖的深刻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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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评王安忆和舒婷

　　记者：王安忆、舒婷、麦家、杨键、徐则臣分别获得了本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其他几个奖项，作为一位评论家，您如何评价他们的作品？

　　陈超：王安忆获得的是年度杰出作家奖。她的长篇小说《启蒙时代》书写了文革记忆，是对一代人精神和身体履历“抗拒遗忘”的命名。舒婷获年度散文家奖，她的散文集《真水无香》，写了鼓浪屿岛上的令人低回又令人温暖的人与事，既有文化历史含量又不乏人性深度。麦家获年度小说家奖，他的长篇小说《风声》是中国稀有的智性小说与人性小说的漂亮融合。杨健获得了年度诗人奖，诗集《古桥头》书写了货真价实的中国经验，使汉语发出温润而又冷峻的诗歌之光。这些作品我都读过，它们获奖的确是众望所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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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超的诗学道路

　　记者：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现在，二十多年来您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先锋诗歌的发展状况，并做了大量的文本解读工作，先后出版了多种诗学专著和文本细读著作。您的诗学道路简单说是怎样的？在方法论上有什么特点？

　　陈超：我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发表诗作和诗学文章。如果说在我最初的诗学文字中，还只是将先锋诗的话语看作一项“神奇的表达技艺”的话，不久，我已较为自觉地意识到我要探究的不是“美文”，而是人与生存之间那种真正临界点和真正困境的语言。这种批评意识我至今未曾改变。我给自己的诗歌理论和批评规定了三项任务：其一，是“新批评”微观实践的文本细读和泛修辞学研究。它的结果是《20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上下卷)和《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上下卷)。其二，是宏观文化和生命诗学论域中的对先锋诗歌写作状况的研究。它的结果是《生命诗学论稿》、《打开诗的漂流瓶———
现代诗研究论集》和《游荡者说》。其三，是对重要的先锋诗人的个案研究。采用理论论述、文本细读、史料发掘相结合的方式，研究其创作道路、话语构成特性、个体诗学系谱及持续拓展的个人诗歌母题。并希望能在系列的个案论述中带出“先锋诗歌史”的线索。它的结果是这次获奖的《中国先锋诗歌论》和一些诗人论文章。

　　在“方法论”上，我提醒自己采取“历史话语与修辞学分析同步呈现”的写法，目的是要同时保持对生存和话语的双重关注，使自己的诗歌理论和诗人研究，兼容具体历史语境的真实性和诗学问题的专业性，从而对话语的历史生成与修辞技艺环节、生存与个体生命、社会与文化，进行扭结一体的思考。诗歌批评文本，不但要具有介入当下创作的有效性，而且最好还能对即将来临的可能性给予“历史话语想象”的参与。我认为，自觉地将对诗歌话语的省察与对生存境况的省察交织在一起，这是一个时代的诗学富于活力和有效性的标志。

　　记者：很多评论家在成名之后往往出现停滞不前的现象，最近几年教授“剽窃事件”屡屡见诸报端，可能与他们在学术研究上无法取得有效的突破有很大关系。与2005年获鲁迅文学奖时相比，您觉得自己有所进步吗？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陈超：与获得鲁迅文学奖时相比，我认为有比较明显的进步。主要体现在近些年我的心智更加成熟，个人生存和艺术立场的自觉建立，个人的批评方法论的成功转型。再者，获鲁迅文学奖的是一本论文集，而《中国先锋诗歌论》是一本学术专著，分量是不一样的。其实说是年度文学评论家大奖，评委会看重的还有我整体的理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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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批评家身份

　　记者：您如何看待自己批评家的角色？

　　陈超：在对理论批评姿态或对批评家角色的确认上，我试图体现出某种职业自觉，提醒自己理论批评相对的独立性，即理论批评与创作的“平行”和“对话”关系。批评为了更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价值，有必要重新确立自己。诗学批评不是诗歌创作单纯的附属和辅助，批评家也不是诗人的“仆从”或“教练”。如果说过去曾经如此，那是由于真正意义上的诗学批评没有合理、合法地建立起来。批评与创作的合理关系只能是平行和对话，一个自觉的批评家，应具有既深刻介入创作而又能独立于创作的精神和书写能力。对批评价值、职能和过程的一定程度的自觉，使我能够以较为敏锐和自如的心境，提出某些值得讨论的问题。在写作过程中，我感到诗歌批评只有在取得了相对的独立后，才能焕发出自身的活力与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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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诗的困境
　　记者：有批评家认为现代诗面临着很多困境，其中之一即读者圈子越来越小，越来越“贵族化”。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的今天，小说和散文的读者群也已经越来越小了，至于现代诗就更是边缘中的边缘了。您如何看待现代诗所面临的这个困境？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诗歌传统的国度，如何才能给现代诗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帮助其走出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呢？

　　陈超：现代诗读者圈子是小还是大，一时还真难肯定说出。我认为近两年诗歌的状况还是不错的，青年诗人起点普遍较高。有人认为诗歌读者少，是否有可靠根据？其实除文学刊物外，现在的诗歌读者绝大部分是在网络上阅读诗歌，他们超常的热情和持久的专注令我感动。现在中国专门的诗歌网站有200多家，比较成熟的也有六七十家，我相信纯小说、散文网站没这么多吧。而且，每年各出版社编的作品年选，总是诗选先卖完。我这样讲是有根据的。而且，我也不认同贵族化的说法。现在的诗歌问题可能是太日常化、平民化了，大量诗歌就是以日常化、口语化为特征。至于如何帮助诗歌走出目前所面临的
困境，我这十几年来一直就在做着这方面的工作。我主要强调诗歌不应是宏大抒情，但也不能完全私语化，上世纪90年代我就提出了“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得到了许多一流诗人的响应。我认为诗歌的技艺和诗歌的意义不容偏废，这是任何时代好诗的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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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网络诗歌

　　记者：网络为很多文学青年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场所和发言空间，网络诗歌也已经成为当今中国诗坛上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您如何评价目前的网络诗歌现状？网络诗歌的发展前景如何？

　　陈超：我经常上网浏览诗歌，也会在网上发表作品。几家文学诗歌网站就有我的诗歌和理论作品的专栏。是的，网络带来了诗歌的繁荣，媒介的新异也会影响到表达内容的变化，网络诗轻快、诙谐，有一种狂欢气质，它是对自由精神的身体力行，打破了精英文化所控制的报刊，此为其长处。但它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不少口语诗写得太“口水化”、太随意，网络的拍砖灌水也时常可见用语低俗。但我相信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终会得到好转。其实经过四五年草创期之后，我已看到网络诗歌和纸媒诗歌彼此的影响和相互的“采气”，它渐渐变得成熟起来。我想，不管在网上还是刊物上，真正留下来的还是那些充满热情活力、揭示生存、吟述生命、流连光景、闪耀性情的汉语钻石。毕竟诗歌是中国人永恒的心愿之乡，是母语的金链，它绝对不会在我们的时代中断。它正在给我们带来警醒、喜悦和安慰。至于是网络诗还是纸媒诗变得已不重要了，我们需要的只是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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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文学垃圾论”

　　记者：前不久，评论家朱大可在接受《财经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当下的文学生态，就像一个‘工业化’的垃圾生产流程，跟用激素、化肥、杀虫剂弄出来的农作物一样。出版物很多，看起来琳琅满目，可以拿来吃，但却大多是问题食品……中国文坛是空心化的，它已经荣升为一个庞大的垃圾厂。”他的这篇访谈文章发表后，在文坛上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去年，汉学家顾彬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言论也曾引起很多争议。您如何看待朱大可和顾彬的这种“当代文学垃圾
论”的观点？朱大可倒是给诗歌以很高评价，他说：“当代文学，诗歌的成就最高，弱一些的是小说，散文最差。”顾彬也只肯定了当代诗歌。您如何看他们的这种评价？

　　陈超：朱大可、顾彬对当代诗歌———其实他们单指先锋诗歌———的评价无疑是准确的。至于他们对小说等的评价，我以为明显偏低，有点像是在逞口舌之利。小说界肯定有问题，应该批评，但不是他们这么个批评法，批评家要说到点子上，才真正有效果。批评家说文学家是垃圾，文学家也说批评家是垃圾，垃圾来垃圾去，悉属檄文式的低等对攻。作为批评家，我完全瞧不上任何没有分析细节的结论性的否弃，如果你没有起码的“举证”耐心，至少得有“论证”耐心。朱大可的文化批评很有活力，但近年的文学批评却较为焦躁、简单。我也认识顾彬，他对中国先锋诗的研究在汉学家中是出色的，至于他对中国当代小说的“垃圾”论，我看是将视野的狭隘置换成“严肃”，他读过多少当代小说？我很怀疑。他常常把沈从文、张爱玲挂在嘴上，说明他对小说的趣味也很平平。在我看来，沈从文也就是个二流作家，而张爱玲是被“过度诠释”了的作家。我认为，前者不如老舍、废名，后者不如鹿桥、萧红。而1985年至今的中国文学，就总体质量而言，或许已超过了现代文学。什么叫“历史评价”？它的另一个含义是：当代总是过度贬低当代，再过十几年，“历史回眸”时，我相信批评
家会感到新时期以来文学取得的伟大价值。

　　陈超  男，1958年生人。现执教于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曾获庄重文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及河北文艺振兴奖等。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诗学、比较诗学、现代西方哲学。主要著作有《生命诗学论稿》、《二十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上下卷)、《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上下卷)、《打开诗的漂流瓶》、《热爱，是的》、《中国先锋诗歌论》。编有《以梦为马———新生代诗卷》、《中国当代诗选》、《最新先锋诗论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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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超的文学批评洋溢着一种诚恳的感悟力，也充满理解、对话和价值确认的渴望。他持续二十年的先锋诗歌研究，是对正在演变的诗歌事实的艰难指证，也是对这个时代想象力的高度、诗歌精神的宽度所作的卓越解读。他出版于2007年度的批评论著《中国先锋诗歌论》，以诗歌史写作的庄重和对个体写作者的关怀，从先锋诗的困境、可能性的激烈论辩中，为当下复杂的诗歌境遇重新确立起了方向感。同时他对众多诗人的再阐释，使那些孤独的灵魂获得了当有的尊敬，并使一种深入生命的写作远离了被遗忘的命运。作为少数几个能直接影响诗人的批评家之一，陈超自由、独立的学术旨趣，醒目、活跃的创造精神，正在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诗歌研究在文学版图中的重要意义。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颁给陈超的授奖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