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3月26日，诗人海子在安徽怀宁出生，25年后的同一天，海子在山海关卧轨，结束了生命。他在最后的那首短诗《春天，十个海子》中这样写到：

春天, 十个海子全都复活
在光明的景色中
嘲笑这一野蛮而悲伤的海子
你这么长久地沉睡到底是为了什么?

又是二十几年过去了，海子还在那，不生不灭，而他的诗歌又感染了一代或者两代人。我们今天搞起纪念，也不过是这十个海子中的一个罢了，真正的那个海子依旧长久的沉睡，连他自己或许都不知道到底为了什么。而这些复活的海子，因为“海子”这个名字而变得庄严神圣，更与其它的不同了。我们这些假托知己的人，也每每会因为不经意间读到的海子的诗歌而心潮澎湃，虽然，那些诗歌已经是我们的，而不是海子的。但这又何妨？每个人都是一个“海子”，而每个人又都会衍生出十个“海子”，十一副面孔中，唯独只有一个在演绎着一场偏执的歌唱，把生命活个干净。

诗人，或者说带着诗性气质的人，大多偏执，而这种偏执正是深刻的原动力，是走向探索生命内在奥秘的必经之路。而“偏执”这个词汇，被世俗用的虚伪了，脱离了词汇本真的价值体系，成为一个“排斥大众、不入人群”的代名词。被集体开除出去，是我们俗人所惧怕的，而海子不怕，所以我们每每能从他那里找到存在的动力，任凭十个海子低低地怒吼，围着你和我跳舞唱歌，甚至是被扯乱头发，被骑上去飞奔而去。偏执的人似乎能在这样的境遇中找到快感，“被劈开的疼痛在大地弥漫”。这是最大的绝望，但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每个用头脑思考的人，都会面临海子所诘问的那些生存困境的问题，“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样的头颅，不再是盲目的希望或者渴求，而是转入另一种生命的沉寂中去，死亡或者不死，都是一样的，而这样的生命，更像一场偏执的歌唱，低沉、缓慢，但充满着力量，倔强的生存因子。用我们最俗常的话说，他是较着劲儿的，与自己内在的十个海子，甚至是外围上的所有的不同于这一个的海子们，并且带着高傲的情怀，以神的名义召唤自己所谓的鹰隼。在他的干瘪的诗歌文字中，我们能读出喷薄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源自于生命内敛的狰狞，对自我的捶打的，正是对高傲情怀的继承，难怪尼采会说，独自打量深渊的勇气。

25岁的海子，留给我们太多的遐想，剩下的所有生命都不再用最后的那个“野蛮而复仇”的海子去实践了。如果这个海子活着，他会怎样？我经常这么追问自己，但终究是以不可知的答案做结。以海子的姿态生存，25岁之后，迷惘或者死亡。按着现在的岁数来看，我已经要超过了海子的年龄了，一个曾经鲜活的并且以诗歌的名义保存的标本逝去了，不再有参照，来了更多的孤独。我学会妥协，在步履维艰的后退中寻找可以不妥协的任何迹象，没有，或者很少，但我的眼睛要睁着，不放过任何的一次反攻的机会。

年初的时候写《2012：我要和儿子谈谈》的电影剧本，其间引用了大量的海子的诗歌，一般的导演没有读懂，而北京的导演李玉峰却把里面最重要的味道读出来了——所谓的要和儿子谈谈，也不过是与自身去谈，去自我挣扎、妥协或者不屈的坚持，这是一种诗歌精神。难怪先锋派诗歌理论家陈超先生说，诗歌就是在咽喉上被扼住的吞吐的生命声音。有太多的时候，我们明明知道，绝无可能，必须妥协，但依旧保留反攻的权利，这种保留是带着诗歌天性的力量的。

人生的最大力量，正在于这种偏执所达到的深刻，无往不在莫大的悲凉中，而又无往不在深沉的忧患中，虽然需要妥协，但一直坚守“面朝大海”的信念。诗人内心的强大，是庸俗之辈所无法比拟的，他们带着日月，因此明镜高悬，照亮所有本就迷茫一片的路，但也正因为这种光亮而变得更加忧患，劳心伤神。今天，我们又搞起纪念来，成了被海子嘲笑的十个海子，这也无妨，十个中又化出百个，依旧关心粮食、蔬菜，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不能自拔，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春天，死去的季节，我们在做一场偏执的歌唱。

马庆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