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的反腐败是毛泽东时代以来规模最大、力度最强、覆盖面最广的一次斗争。正当民众为反腐败节节胜利喝彩时，不少异样声音传来。所谓政治古训“刑不上大夫”已是旧话，新的评论来自经济学的分析。

4月初，一份美国美林（MerrillLynch）投资银行的报告显示：自2012年末中国反腐败斗争启幕以来，餐饮业低迷，奢侈品销售额萎缩，中国各级政府财政支出缩减，政府投资缩减，直接导致GDP下降0.6%，2014年中国GDP增速可能下行至7.2%。

反腐败与政府投资呈反相关系，这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例如菲律宾，根据花旗银行经济学家的估算，由于2013年的反腐败，今年菲律宾的政府投资明显减少，将低于55亿美元的预算总额。再如印度，一系列的腐败丑闻和随后的反腐败调查，导致印度的投资额的下降，因为“印度反腐败走得太远了，官员们都害怕被调查，不愿启动新的投资项目”。根据摩根斯坦利公司的分析，印度在过去的九年中，由于通货膨胀、资本成本的上升、低效管制和反腐败调查，导致印度的投资跌至最低点。

       当前中国的反腐败斗争是否应当继续下去，它的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是什么？显然需要深入的分析，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张暂时的经济数据表是不能揭示当前中国反腐败斗争的深刻而长远的意义的。

中国当前的反腐败的首要意义在于缓解“权力原罪与政治和解”的问题。

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是权力原罪的问题。所谓“权力原罪”是指，在过去二十年中，权力不正当地攫取巨额财富，执政者严重不作为，导致民生落后，贫富两极，人心荒芜，社会矛盾尖锐，一触即发。权力原罪已经成为一个沉重的政治负担，如何化解？这是中国在21世纪发展的主要的阻力和问题。

执政党与民众之间的政治和解的问题真实存在着，如果政治家如对此视而不见，继续不作为，则意味放弃政治和解的最佳历史机缘，其过甚于前任。而政治和解不可能通过政府与民众的政治谈判而达成的，因为中国缺乏真正的民主制度，缺乏可操作的制度平台，所以，政治和解只能通过执政党的单方行为完成。

目前，执政者还有什么资本可以重拾人心，完成政治和解呢？

屈指数来，经济改革是其一，但经济改革风险不定，周期漫长，人民是否是经济改革的最终的真正的赢家，尚无定数；对重大历史问题进行重新评价是其二，但工程浩大，非雄才韬略者不能为之。所以，最平易可行、最立竿见影的选择就是反腐败。

简言之，对于执政党来说，与其让人民以激进的形式进行清算，不如让执政党以反腐败的形式进行自我清算。执政者应当明了：政党与国家正面临一场赌注。但令人担忧的是，执政者通常被权贵影响，而非人民，因为人民总是沉默的。

德裔美国哲学家汉斯.乔纳斯（HansJonas）仿帕斯卡赌注（Pascal’swager），对当代政治家说：“如果有些人预测了一场灾难，而有些人否定了他们的预测，那么还是站在灾难预言家的那边更加安全”。其实，这句话最合适的聆听者应当是当代中国政治家。

反腐败的第二层意义在于，它是社会结构的半场革命。

过去二十年中，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权贵阶层的出现，权力衍生资本，资本依附权力。权贵阶层如同一个毒瘤寄生于中国社会的机体上，吮吸社会财富，操纵政治机制。在集权体制下，形成一个金字塔式的腐败网络，大集团下又生小集团，每个腐败高官背后都有一个复杂的权贵网络，它的存在将使一切改革扭曲或瘫痪，所谓中国梦，将是中国权贵的梦。

如何拆解权贵阶层？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以外科手术的方式予以铲除？这是新一代领导面临的严酷的问题。在逻辑上，它应当是一项先于经济改革的政治使命，在实践中，它至少应是与经济改革同行不悖的政治使命。

当然，重拾毛泽东人民运动的“法宝”是不可行的，无序的运动将以巨大的混乱和经济失败为代价，最终也无法真正消除权贵阶层。当前，最为有效的拆解权贵阶层的方式，就是以猛烈的手段、高压的态势、持续不懈的节奏，进行反腐。虽是一场反腐斗争，但本质上却是社会结构的半场革命，它不由革命完成，也不由人民运动完成，如果是由中纪委静悄悄地完成，则是一种了不起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奇迹。

但共识似乎很难达成，最近，又有人重提腐败效率论，主张反腐败缓行，应当予以澄清和反驳。

腐败是恶的，但从经济学的视角，腐败客观上可分为有效率的腐败和无效率的腐败，例如日本、韩国、台湾、马来西亚经济腾飞过程中的腐败是有效率的，而苏哈托治下的印度尼西亚、马科斯治下的菲律宾、金正日治下的朝鲜等国的腐败则是无效率的。

所谓有效率的腐败一般存在于“资本购买官僚机关效率”的层面上，它是非法的，但作为一种交易行为，它影响财富生产过程中各要素的定价，不阻碍财富的增长，甚至可提高效率。而无效率的腐败，则是发生在财富原初分配的层面上，它表面上可以表现为交易行为，但本质上不是交易行为，而是直接掠夺公共财富。

客观地说，中国的腐败应当分为两个时期，在改革开放的最初二十多年，大约从1980年至2003年，中国的腐败与日本、韩国、台湾经济腾飞时期的腐败相似，是经济学上所谓“有效率的腐败”；但2003年之后，特别是以2006年鲁能案为启动标志，中国的腐败已经进入权贵掠夺时代，性质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它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的腐败相似。当前中国式腐败大多是瓜分式腐败，以国有企业为平台，通过资产收购与转让等形式，直接攫取国有资产。此种腐败在财富的生产过程未减少任何成本，也无任何贡献，它必然是无效率的。

2003年后，腐败性质之所以发生重大变化，主要原因在于：权力更迭，高层内部牵制，中央政府威权下降，对于羽翼渐丰的权贵集团缺乏有效抑制，使之获得十年的狂欢期，终于催生出中华民族史上罕见的腐败大案，旷古绝今，煌冠史册。

以所谓腐败“效率”论，来否定当前的反腐斗争，是对中国式腐败的性质的一种错判，或者是一种故意的混淆视听，流毒甚烈。

至于美林银行的分析：由于反腐败，中国的政府投资缩减，导致GDP下行，更不能成为反腐败应当缓行的论据，因为政府投资缩减本来就是新一届政府的经济改革思路，以结构调整拉动经济发展，而非政府投资。当然，反腐败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政府官员投资的积极性，例如，今年2月政府财政存款同比上升28%，往日的投资热情已不再见。中国政府强力反腐败确实在宏观经济层面产生了影响，但不是负面的影响，而是正面的影响。虽然GDP暂时会有波动，但是下跌的数据都是本应当下跌的，反腐败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将促进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为民间投资释放空间。

        还有人担心：反腐会动摇官僚集团的官心吗？

中国的官僚集团不是铁板一块，中国有1000多万公务员，其中有小腐败者，有中腐败者，有大腐败者，但客观地说，相当数量的公务员兢兢业业，本分不妄为，谨小慎微，守一份生计，保一个饭碗而已，他们与普通民众并无实质之差异，是披着官服的草民。决定官场风气与潜规则的是大老虎，而非小蚂蚁。所以，反腐败使大官僚闻风丧胆，却使小官吏拍手称快。况且，反腐动了许多人的位置，更多人有了上位的空间，官僚集团内部有了新的激励，惶惶不可终日者是官僚集团的上层，而非整体。

更重要的是，反腐败也是整治官僚队伍，为官僚队伍树立新规矩的良机，更不能浅尝辄止，前功尽弃。

当然，在反腐败中，我们需要思考：在破了之后，应当立什么？但是，反腐败——这架已经启动的中国社会变革的引擎，不可缓行，更不能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