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曾刊登《一个草根间谍的力量》，就是国外举报结局的活生生事例。说的是40岁的弗雷斯，这位每天出入于德国巴登符腾堡州政府的一位极为普通的清洁工，做了一件惊人的事情：监视州长，并阻止“斯图加特21”计划实施，这个让州长马普斯认为可让德国人引以为傲的“至尊火车站”，却被弗雷斯搅黄了。

　　2010年8月下旬的一天，州长马普斯开完会后还没有离开会议室，弗雷斯就走进去清扫卫生。这时，一位议员对马普斯轻轻地说：“这个至尊火车站将成为巴登符腾堡州的最大骄傲，而你则是最大功臣，下一届的巴登符腾堡州长非你莫属了！”马普斯听了这话，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弗雷斯心想，州政府花巨资打造没有什么意义的“至尊”火车站，原来是州长马普斯为了自己创造政绩，以达到顺利续任下届州长的效果，弗雷斯决定把州长这个如意算盘公示于众。

　　从那以后，弗雷斯便开始“监视”马普斯的一言一行，并且在州长办公室偷偷放下两支录音笔。终于，弗雷斯在四天后得到一份录音，内容是州长马普斯和人谈论这项工程对未来竟选州长一职的重要性，以及工程承建方能从中获得多少利益。那位工程承建方，竟然是州长马普斯的密友。掌握到这些“证据”以后，弗雷斯连请假条也没有打就跑出了议政厅。她来到一家电子产品商店，花了15殴元把这段录音加工成了一盒磁带。然后，弗雷斯拎着她的那台老式录音机，走到街头不断播放自己获取到的这段州长录音。

　　这项“铁证”让人们愤怒了，他们发誓要阻止这项计划，阻止州长用纳税人的钱为自己的仕途谋便利。突然之间，斯图加特市的机场、车站、步行街、居民楼的商户上、自家汽车的后车窗，到外都贴上了黄色的标识，框内的“斯图加特21”被画上了黑叉。在此后的一个月里，各类大大小小的抗议活动不断。9月30日，更有数万人走上街头，抗议政府“斯图加特21”计划，并大声高呼这项计划从一开始就不具备“服务公众”的意义。

　　这天的抗议活动很快惊动了德国总理默克尔，她了解真相后，下令巴登符腾堡州政府暂时撤消这个计划，等待联邦政府的最后裁决。2010年11月2日，联邦政府经过一个多月的商议，最终向巴登符腾堡州发出命令：按原计划，以20亿殴元预算开支改造火车站，同时取缔马普斯下届巴登符腾堡州长的竟选资格。总理默克尔在通告会上说：“哪怕是一个宏伟的决策，只要违背了民意就会变得意义全无！”随后，默克尔给弗雷斯写了一封充满敬意的感谢信，同时要求州长马普斯立即重新聘请她回去上班，并且不准发生任何报复或者变相报复的事情，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说完国外的举报结局，再看国内的举报结局。几乎与德国弗雷斯举报的同一时间的2007年4月，我国的山西省稷山县发生了一件轰动海内外的稷山文案。所谓稷山文案，是指该县农机局长薛志敬在同两位朋友晚上聊天时，说起近日全县热议的一个焦点，即县委广场对面的关公大厦和古塔市场被拆之后，县委和政府曾承诺建商贸功能齐全的标志性建筑，但却莫然其妙地卖给开发商盖住宅楼，联系到其他一些群众议论较多的问题，越议越气愤。他们认为这些都与时任县委书记李润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薛志敬提议，大家同意，由南回荣执笔，整理了一份《众口责问李润山》的材料，邮寄给运城市委书记、市长和本县一些有关部门负责人共计37份。他们作梦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一封信，把他们三人钉在了十字架上。

　　李润山获知这封举报信后，反咬一口，当即以个人名义并授意县委办，同时向有关部门发出指令：这封举报信是对李润山 “恶意诽谤的犯罪行为”，要“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县委书记和县委办都行文把这举报信定性为诽谤，谁还敢有一丝怠慢。于是县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部门闻风而动，雷厉风行，迅速查出举报人，多、快、好、省地拘捕审讯，最终在2500多字的举报材料中，找出46个字的“不实”之词作为诽谤的证据，将薛志敬等三干部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三年。

　　县纪检委专门召开有500多人参加的干部教育警示大会，让公安干警把举报人戴上手铐押上会场作检查，然后宣布开除党籍，撤销职务。李润山在会上慷慨激昂地讲了半个小时，其潜台词都清楚，今后谁敢举报李润山，就是这个下场！

　　薛志敬等三干部不接受这样的判决和处分，四处上访告状，喊怨叫屈，结果在2008年12月9日凌晨3点左右，薛志敬停在院门外的一辆新款桑塔纳轿车被焚烧。薛志敬想打开院门救火，不料门外面两个铁环被人用铁丝绞死。在邻居相助下得以出外后，小轿车已经烧得只剩残骸了。次月7日晚，另一举报人南回荣家的铁门也被人用汽油点着。烈焰惊醒了邻居，当众人将大火扑灭后，铁门已烧得油漆剥落面目全非，门上和墙上还被泼上茅粪。只要不是脑残智弱的人都能看出，这是李润山下毒手打击报复，公安局更应心知肚明，但至今8年时间破不了案，个中原因都懂得。

　　李润山上述荒唐行为，被媒体简称为稷山文案，一经曝光，便震惊世人，引起公愤，受到铺天盖地般的口诛笔伐，李润山成了公众唾弃的痰盂，稷山文案已成为举报获罪的符号。但李润山“神通广大”，不知用什么手段买通了有关领导，致使山西省委和运城市委那么多的头头脑脑们，对这件在舆论上差点吵翻了天的案件装聋作哑，不理不睬。等舆论的“风头”一过，便将李润山异地做官，提拔重用，如今是省水利厅副厅级巡视员。而薛志敬等三干部依旧奔波在上访路上，至今没有丝毫平反的动向。

　　举报在中外的迥异结局，如果不是媒体披露，恐怕打死你也未必相信。不知诸位知晓后有什么感受，反正我是心潮起伏，感慨万端。弗雷斯是幸运的，如果在中国，很可能戴上扰乱社会秩序罪、寻衅滋事罪、妨碍公务罪、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罪等帽子，遭受实牢狱之苦；而马普斯是不幸的，如果他在中国任市长，一定会政绩辉煌，没有人可以阻止让国家引以为傲的工程，他不是连任，而会官高一品；薛志敬等三干部是不幸的，如果在德国，他们的举报信会有满意的答复，他们会成为受社会尊敬的人；而李润山是幸运的，如果在德国，他绝对不敢滥用公权打击报复，否则罪责难逃身败名裂。我用了这么多的如果，但这个世界没有如果。

　　为什么举报在中外的结局竟是天壤之别？原因可能有千条万条，但归根结底，只有两个字：体制。体制不转变，稷山文案之类的荒唐行为还会层出不穷，那种运动式的反贪反腐，充其量只是茅坑里洗澡，因为体制内的腐败无法根治。只有转变体制，建立一个好的公平制度和社会监督，才是对腐败的釜底抽薪。现在，人们已经看到了，中央在高压强势反腐的同时，开始着手构建防腐反腐的制度性举措，但到底预期效果怎样，亿万民众试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