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新华网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规定，今后一段时间对于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诽谤案件，受理的检察院都要报上级审批。最高检要求把握诽谤罪与非罪的界限，不能将对个别干部的批评甚至过激言论视为诽谤犯罪。最高检的这个表态当然好——在批捕、公诉环节若能把好罪与非罪这一关，对减少因言获罪事件当然有所帮助。

“批评领导干部不算诽谤犯罪”，这话其实很别扭。“当家作主”的群众批评领导的权利，宣传上、文件中从来不曾被否定，相反，表面上这种权利一直受到尊重，批评领导的作为一直被提倡。也就是说，情况正常的话，最高检这话本该无从谈起。之所以有这“纯属多余”的话，是因为批评领导的人真会被抓来判刑，这种事有过无数次了。没办法，我们的文明就是处在这么个境地之中，我们不得不高度评价这等出自权威司法机构的“废话”。

一系列因言获罪案件、事件，深刻而持续地刺激着大众和媒体，高层权力或许也感受到了“社会基础”之颤抖。于是，开始要求下级被批评的领导面对“群众攻击”有所节制，别轻易指使捕快抓拿“批评犯”。在最高检以“规定”表态之前，公安部下发过《关于严格依法办理侮辱诽谤案件的通知》，其中指出：“一些群众从不同角度提出批评、建议，是行使民主权利的表现。如果将群众的批评、牢骚以及一些偏激言论视为侮辱、诽谤，通过刑法解决，不仅于法无据，反而可能激化矛盾”。当时，我注意到公安部的说法并给予好评，如今，最高检从理论上也达到同等高度了。

不过，因言获罪事件，并未因公安部下发文件而降低发生频率。前不久，《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被通缉，同案中一公司的财务总监翁安余被刑拘；《中国青年报》8月4日的报道称“16封快递招来惊魂24小时”，说的是安徽合肥市一家职业技术学院的工作人员邹跃，因寄出“负面报道”文字被合肥市庐阳区公安分局刑警带走接受调查。这几人，还只是“间接批评”领导，影响了领导和当地形象的设想，试想，公安局要是将这几个当事人提交批捕，当地检察院会不会拒绝呢？

不予批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公安局和检察院都被当地权力所“统筹”，在执行地方权力指令或应和主要领导心愿这方面，他们是一家人，做那种事等于做自己的家事。

彭水诗案、稷山文案、高唐网案、孟州书案、王帅帖案等以诽谤罪罪名追责的案件，都被当成了公诉案件，没有“被诽谤”的官员亲自出面打官司，所以被舆论视为“诽谤政府案”。按《刑法》第246条的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对一地领导干部或某个企业组织发动“言论攻击”，就算“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这认定，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对此，就连办案、定性、量刑的司法人员，恐怕也是明知这认定是不成体统的。

然而，一旦涉及地方主要官员的形象和利益，处于领导人掌控中的当地司法人员，总是不由自主地将言说表达的性质，拔高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这是被权力运行机制规定的——领导的利益和意志，在一地司法系统那里，当然是“关天大事”，除此，很难找到比这更大的事了。

官员声誉和利益集团利益决不等同于“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既然批评、指责领导不能按“严重危害”视之，刑法中诽谤罪之公诉条款可一删了之。留着这一条，等于给“诽谤政府罪”保留了一条虽牵强但有效的恶法。废止诽谤案件的公诉条款，规定诽谤案全部为自诉案件，这才符合公理、法理，从司法实践效果说，这比公安部、最高检下文件强多了。

群众批评领导，不冒被抓危险的机会还是很多的，关键是批评指责的内容。“领导太不注意身体了”，“领导对我们的指导少了一点么”…..对这类批评，我们绝大多数的公仆还是宽宏大度的。这是他们认可、赞赏的“群众文明”和“批评文明”，而如今，官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明认同”鸿沟。群众的批评稍不文明，就有一些公仆暴跳如雷，警力也迅即出动，此情堪忧。其实，还有个办法能遏制政治文明、国家文明趋向下流的堕落——把动用警力和司法手段报复批评者的干部依法收监，效果也比下文件好。

 权力部门和司法机构的关系不变，领导干部一权独大而民权飘渺无着的现状不变，国民因言获罪的现象不会消失。 

       《鳳鳳華人資訊網》,2015-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