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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彭水诗案、稷山文案、高唐网案、孟州书案、王帅帖案等涉及地方主要官员个人声誉的“名案”，都是以诽谤罪罪名、作为公诉案件对言者追责的。而舆论却对这类实际上的“诽谤政府案”大肆鞭挞，再加上公安部要求“严格依法办理侮辱诽谤案件”，所以近来为“诽谤政府”、“诽谤官员”而提起公诉似乎不如原来顺利了，滥作为现象得到一定程度遏制的情况下，不作为现象有所抬头。其实，笼统地批评政府的一些问题与诽谤诬告具体官员有本质的区别，在司法实践中必须严加区别。对前者立案一定要审慎，对后者则应该体现司法及时、公平、透明保护公民的精神。 一些人对带有内斗色彩的诽谤诬告官员事件通常作壁上观，或乐见官员两败俱伤、引发窝案。然而，官员内斗，无不涉及普遍性的法之思辨和司法处置，和公众权利、社会公平、乃至当地经济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不存在与百姓无关的纯粹的官场纠葛与官员间恩怨。所以说，舆论与思辨于此处不应有官场与民间之分。各界民间人士也应该明白，据实为官员辩护，依法保护官员，受益最大的最终还是民众。 如果诬告得不到惩治，小则容易导致想干事的官员不敢得罪官场上的“坏人”，势必让那些想干事、能干事的官员无法安心干事，放不开手脚干事，最终影响的是一个单位、一个地方的发展大业；大则败坏当地政治生态，害民误国，危害不容小觑。对诬告者严厉查处并问责甚至问罪，捍卫的不仅仅是哪一个人的清白，而是为了匡正社会风气、净化政治生态、实现弊革风清，为更多的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护航。 裁决官员诬告案件检验我们的法治文明水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法律的眼里，只有有罪和无罪之分，没有有权与无权之别。谁触犯了法律，都必须受到法律严厉的惩治。但当前借反腐、纠风等种种名义进行的诬告诽谤，实际是权力、私利之争，手段阴险诡谲往往无所不用其极，所以必须警惕“以权代法”。有人不被法治而以法治人，这是最大的社会不公，会导致国民对法治和公平的失望。 诬告之风肆虐，与依法惩治不力有密切关系，是法治不彰的表现。诬告者面目可憎、危害极大，但与其“报应”却不对称。有些诬告者没有被查处，逍遥法外；有的被调查出来，受到的惩戒却起不到警示作用，诬告陷害者将无辜者“咬”得遍体鳞伤，自己却只伤皮毛甚至安然无恙。更有甚者，一些诬告陷害者还得到一些不明真相者的同情和支持，甚至把他们视为反腐败的斗士。 每当出现针对官员涉嫌诬告诽谤的举报案件，诸多评论者就会重复着一个基本的法律常识，那就是：诽谤罪理当以个人自诉作为原则。 既然是法治社会，自认被诽谤的政府官员，理当带头讲法治，理直气壮地出面自诉，将诽谤者告上法庭，并让其接受法律的惩处，而不是省略法律程序，直接让政府部门出头处理。在诽谤罪面前，官员和举报者应该是平等的。举报者是否构成诽谤，应该由法庭说了算，而不是权力说了算，法庭判决要比红头文件更有说服力，更具法治精神。如果绕开法律程序，会让公众充满质疑。 所以，官员自诉诽谤，应该成为一种常识、一种常态。要淡化诬告案件的政治色彩，举报个别官员包养情妇也好，经济腐败也好，不要大而化之地与所谓政府形象挂钩，也不要与所谓换届纪律相联系。不要把它当作一个政治问题，把诬告诽谤个人上升为“诽谤政府”的高度，让舆论分不清批评政府与“诽谤政府”的区别，这样反而给不法分子提供了口实。而要把它当作一个法律问题，尽量在司法边界内严格依法处理。面对诽谤，要支持那些有足够底气的官员，拿起人人平等的法律武器，通过公正而透明的法律来保卫自己，惩治歹人。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还被诬告者的清白，才能让那些不明真相的民众渐渐看清楚诬告者的真容，在民众心目中树立一个现代国家的法治形象，才能有效遏制诬告歪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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