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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读古书的毛泽东深知新国初立削藩之必要。而一些权倾一方的中共高级将领，也一样深谙新政初行需要中央集权的道理。故国内战争结束不久，一方面毛泽东巧施谋略，另一方面各将领知趣而退，很快就再现了一场现代版的“杯酒释兵权”。彭德怀受命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离开了西北地区；刘伯承则主动要求去筹建陆军大学（即后来的军事学院），离开了西南地区。林彪将原四野主力交给彭德怀带去了朝鲜，自己以治病为理由去了苏联；聂荣臻被任命为代总参谋长，入住中南海，协助军委处理全军军事作战事务，无暇多顾华北军区的工作。于是，建国不过一年时间，六大军区司令员中，三位最具军事才能的将领均脱离了自己的军队和地盘。聂荣臻虽仍兼任华北军区司令员职务，其实也离开军区的具体工作了。另外两位，高岗不懂军事，只有陈毅有指挥能力，但毛与陈合作多年，了解甚深，再加上陈与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长期不和，处处受到掣肘，也不存在闹独立性的可能。4 将各大区主要军事将领调开，还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50年饶漱石抗拒毛泽东的提议，阻挠陈毅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事，5让毛泽东清楚地感觉到，长期在各大区担任书记的地方领导人，同样有可能发展到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地步。同时，鉴于建国以来，中央机构设置，刘少奇掌管了组织人事和财经事务，周恩来统管了外事、统战和经济工作，党中央最高领导中枢“颐年堂（毛泽东办公地点）门可罗雀”6的情况，毛泽东于1952年开始，陆续通过各种办法，如改各大区人民政府及军政委员会为行政委员会，和成立与政务院平行的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把各大区书记，包括**、饶漱石和高岗，以及在地方上有较大影响的叶剑英等，都先后调到北京来，让他们担任中央一级的领导工作。71954年，又进一步把大区仅剩的负责的军事将领陈毅、贺龙等，也都调到中央来了。 按时任高岗秘书的赵家梁所说，毛此举实为“一石三鸟”。第一，各路“诸侯”进京，群英聚集，加强了中央的领导力量。第二，计划委员会成立，在职能方面平分了中央政府的“半边天下”，改变了周总理一切国家事务的局面，同时也挖了刘主管的财经委员会的墙角，“形成刘（党务）、高（经济）、周（外事与统战）三足鼎立的新格局”。第三，把各大区首领调到自己身边来，这是砍“山头”、削弱“诸侯”大权的重要一步，“不失为调虎离山，防患未然之举”。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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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白区正确路线代表的刘少奇，大力提携重用经他营救出狱并曾长期在他手下工作的一些干部，如彭真、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廖鲁言、胡锡奎1等人，自然就成了众矢之的，这里面彭真、安子文掌握着组织人事大权，彭还因得毛、刘重视，不仅在中共七大上成为中央委员，并成为中央政治局成员，担任了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他同时还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和政务院政法委副主任。安子文则被任命为彭真的副手，即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兼任政务院人事部部长。薄一波被赋予了财经大权，身兼政务院政务委员、政务院财经委副主任、财政部部长等多项财经要职。这些都让部分军队和苏区干部内心不平衡了。 有“谭大炮”之称的谭震林就曾直截了当地向毛泽东表示过对这种情况的强烈不满。林彪也在背后有所谓“现在白区党控制着中央的权力，很危险”的说法。不难了解，“高饶事件”的发生，正是这样一种背景下促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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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人际关系 自古以来 人与人斗法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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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东西是无法改变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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