腰行了一个礼，因为他感觉只有这样才符合她“悲剧女王”的身份。
这场谈话进行了大约12个小时，次日，当伯林步行回到自己的旅馆时，差不多中午11点了。对于参加谈话的两个人来说，这都是一场人生中千载难逢的珍贵机遇，阿赫玛托娃向这位自另一个世界来的客人，仔细询问那些流亡的老朋友，仿佛这些人伯林全都认识。幸好，他知道他们当中的一些。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阿赫玛托娃去过巴黎。后来在漫长的岁月中，她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也许正因此，她保留了一个逝去时代的全部记忆和完整风范。她从普希金、契诃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谈到自己三次不幸的婚姻，谈到她目前的孤独以及帕斯捷尔纳克。渐渐地，女神的形象隐退，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对人对事抱有某些嘲讽和恶毒心情的活生生的女性。大约凌晨三点，已经释放归来的阿赫玛托娃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出现过一次，递给伯林一个盛着煮熟了的土豆的盘子，这是这对母子仅有的招待客人的夜餐了。阿赫玛托娃感到非常不安，但是谈兴并未因此而有半点减退。她向年轻的外交官念诵了自己不能发表的诗作。“一切诗和艺术” 她引用曼杰斯塔姆的话来说 都是“乡愁的一种形式”。
为了这次会面，阿赫玛托娃事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她的住所被安装了窃听器，作品再次被禁，儿子再次被捕，首席意识形态检察官日丹诺夫在公开的报纸上辱骂她“半是修女、半是妓女”，但是她从未后悔过。她写下了五首诗追忆这次会面，其中写到：
我早就不喜欢
让人怜悯，
而带着你的一点怜悯之心
走着，犹如体内带着一片阳光。
这就是为何周围闪着霞光。这就是为何我每走一步
都创造一个奇迹。
比起女诗人的勇敢无畏来，同样作为白银时代的象征和代表人物 诗人、小说家帕斯捷尔纳克则显得小心翼翼得多。稍前伯林在莫斯科郊外作家别墅里访问他时，他显得疑虑重重，心神不定，谈话经常被不期然的沉默所打断。如果说，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伯林意外出现，令阿赫玛托娃想起那个逝去的俄罗斯年代，那么对于帕斯捷尔纳克，更多地令他回忆起他隔断已久的西方世界，话题更多地集中在帕氏本人对于西方作家的兴趣以及交往上面。自1928年起，俄国的时钟便仿佛停摆了。苏联的百科全书中，提及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也就到这一年。帕斯捷尔纳克一个年长的女邻居插话，说自己的情况也是一样：“我们就像被灰烬活埋的庞贝城的人们”，既不知道外界的情况，自己也不被人所知。听到这句话，帕斯捷尔纳克感到有些为难，他立即把话题岔到法国作家普鲁斯特那里去。他一直在读普鲁斯特的作品，是一位法国共产党员朋友送给他的。对于正如日中天的萨特、加谬，帕斯捷尔纳克一无所知，甚至连海明威都不知道。他谈到自己正在写的某些东西，认为它们很不一样，但是却没有说出那是什么。而伯林也没有往深里打听。他知道自己该问什么和不该问什么。他深知在这里除了表面看到的东西，还有另一层看不到的生活；除了表面上打交道的规则，还有另外一套看不见的语法。他能够真切地触摸到这种潜在的语法，小心不要逾过他的同胞必须遵循的某些界限。他只是静静地倾听这颗伟大心灵如何感受和表述他自己的世界和周围世界，静静地观察这位气质非凡的人物的言谈举止。对于仍然生活在这里的同胞，他有一种知冷知热、荣辱同担的心情。
他以一种双重眼光来观察和描绘这位日后取得巨大声誉及争议的作家：一方面，这个人具有不同寻常的精神专注力，说话才思汹涌，辞藻华丽，声调缓慢而庄严；但另一方面，他又具有一种“野性”的力量，仿佛是从地心里冒出来的，语词跳跃，意象鲜明并令人激动，强大而不可阻挡。伯林感慨道 有些人只有当他们写作的时候才是个诗人或者散文家，而帕斯捷尔纳克在
他生活的一切时刻，都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即使在普通的谈话中也显示了如同他在写作中所做的那样。他认为自己几乎无法描绘这种素质。在他的经验中，只有一个人可以与这种风格相媲美，那就是弗吉尼亚?伍尔芙，那是一种巨大的才华。如何称呼这种才华甚至是一种困难，那是一种从看不见的深渊中涌现出来的力量。伯林借用舞蹈家尼任斯基的话，回答人们“为什么他能够在空中待那么长时间”的说法：“为什么你要马上落到地面？为什么不在你回到地面前在空中多待一会儿？”（《个人印象》）对于这种强大的力量，这种超越了一般世俗规范之后所释放的能量，伯林的欣赏中始终带着一种迷惑。他深知那溢出了他本人的界限，正是他本人所缺少的。
伯林这个人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对这种“异己”的人们网开一面。即使早年有过一段短暂的离乱生活，但是他后来基本上是养尊处优，一路顺风。然而也许是命中注定，某种难以理解的深渊般的力量总是在向他招手，挑战那些他熟悉的道路与小小的迷人规则。他情不自禁地向它们俯下身去，倾听其中的古怪词语。当帕斯捷尔纳克从郊区别墅返回莫斯科之后，伯林几乎每周登门拜访一次。帕斯捷尔纳克对他的态度也渐渐放松下来。他发现帕斯捷尔纳克不喜欢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提到这个话题总是千方百计地回避，而视自己为一个“俄国爱国者”，他热爱俄国的一切，虽然从来不用“苏联”这个词，却又准备原谅斯大林政权下的野蛮状态；他将1945年看做黎明前的黑暗时期。他视自己处在俄罗斯人们的精神生活内部，分享着他们的希望、恐惧和梦想，并且成为他们的声音，就像丘特切夫（Tyutchev，1803~1873，俄罗斯诗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和勃洛克（Blok，1880~1920，俄罗斯诗人）曾经做过的那样。他不喜欢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尤其是前者，他自认为自己有话要向俄国的统治者说，有些很重要的话只有他能够说。而当帕斯捷尔纳克显示出自己身上的预言气质，他所说的便令伯林感到难以理解，在此之前阿赫玛托娃也表示过不理解帕氏的这些呓语。而在作为“爱国者”这一点上，阿赫玛托娃与帕斯捷尔纳克有着完全一致之处，她声称自己在任何情况下，永远也不会离开自己的祖国。伯林还注意到，阿赫玛托娃不管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与他俩人的私人场合，都没有对于所处的苏联政权有过微词 “但是她的整个生活，正如赫尔岑所指出的，就像所有俄罗斯文学，都是对于俄国现实持续不断的谴责。”伯林写道。
伯林来到苏联本来是要写一份关于苏联外交政策的备忘录，但是在见了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之后，却把这项计划改为“关于1945年最后几个月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文艺状况的笔记”，其中，将阿氏和帕氏看做这个国家仅存的完美代表 ，后来又称自己深受二位影响。最初见面的十年之后即1956年，帕斯捷尔纳克将自己多年的心血 《日瓦戈医生》的手稿交给了伯林，并且交代说不惜一切争取在西方出版，这是在他于国内出版多次碰壁之后。1958年这部小说为帕斯捷尔纳克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出于压力，帕氏不得不发表公开声明拒绝这个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