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09年底，韩寒便透露自己主编的一本杂志即将上市，然而杂志上市的事情却一拖再拖，吊足了网友们的胃口，原本7月1日上市再次延后。明天（7月6日），这本定位为青年先锋文艺的杂志《独唱团》在千呼万唤中终于要与读者见面。然未上市已被抢购一空，更有人赋予杂志很高的期许--能够再带来一次思想的启蒙？杂志本身的内容吸引还是主编韩寒的号召力？对于社会的期许，《独唱团》能否担当？

7月5日下午，凤凰网对话有着14年生命力的青年新锐杂志《新周刊》执行主编封新城，这个生于1963年的人对韩寒、对《独唱团》有着自己理性的认识。

“挺好，我也很期待。”此前因为没有看过韩寒的小说，也没有看到韩寒的这本杂志，封新城不便发表意见，在看到杂志的介绍以及目录和部分文章后，封新城说无论是作为传媒人还是一个普通读者，对这本《独唱团》都很期待。

饥渴营销与韩寒“票房号召力”

他对《独唱团》的印象，首先也是源自背后的那个人--韩寒，这个被称为“意见领袖”的年轻人，作为一个老网民和新锐杂志的主编，封新城不可能不关注。但在他的眼中，韩寒首先是属于一个群体--80后。在封新城看来，80后这一代人是中国第一代在全球化背景下成长、具有全球化色彩的一代人，人是时代变化的载体，80后这一代人是时代真正发生变化了的载体。而韩寒是这一代人中典型的代表，尤其韩寒在网络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对杂志本身产生巨大的连带影响力。

韩寒杂志未上市被抢购一空，在封新城看来，这背后有一个饥渴营销，《独唱团》的上市一波三折，但最后反倒带来了一种饥渴营销的效果；另外就是杂志背后有韩寒这样一个具有“票房号召力”的人，书籍、电影其实都是文化产品，“一个特别的人，有着个人影响力的人就能产生连带的商业文化和影响，这是很正常的，也是我们乐于看到的。”

一本杂志未必就能启蒙一个时代

对于外界赋予《独唱团》的启蒙社会期许，封新城则认为，在一个网络时代，仅靠单向的一本杂志启蒙社会并不现实。“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有过一次社会的启蒙，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尤其是网络时代的到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这人们的生活行为方式，书籍的传播力量还是有限的。”书籍和期刊杂志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什么人？封新城认为它们的受众主要还是精英群，当然在韩寒这里还有一个他的粉丝群，在如今全球化时代，一本杂志不好说就能起到启蒙作用。事实上，韩寒也好作者也好，他们也并不希望社会和读者对该杂志寄予过多的社会担当。在如今这个时代，人们的自我教育机会和能力大大增强，仅靠单向是很难的。因此是否大家要期许那么高呢？封新城认为对于这本杂志，其实期许不必那么高。

此前封新城也坦言，韩寒并不能代表中国，因为太多的中国人站在他的反面。（晨芳）

封新城：生于1963年，1996年创办《新周刊》杂志，现任《新周刊》执行总编辑。其间，在创立“观点供应商、视觉开发商、资讯整合商、传媒运营商”等一系列全新办刊理念的同时，更独创“飘一代”、“她世纪”、“第四城”、“生活家”等影响深远的新锐概念，并开发培育了“大盘点”、“中国年度新锐榜”、“中国电视节目榜”、“城市魅力榜”、“年度语录”等传媒延伸品牌。

作者：张恒

高考过后的一个下午，我搬着一个马扎坐在门口树荫下看书。邻居走过来问我看的什么，我把封面翻给他看：《拜伦诗选》。他笑着问我：你看这书有什么用呢？

这句话，伴随着头顶上的梧桐树叶留在了我的记忆里。甚至当我已经忘记了那些诗句时，仍然还会时不时的想起那句话。

“有什么用呢？”——并不只是他在这么问，而是整个社会都在问：当高考前的孩子们在看小说时，当人们带着嘲弄的语调说某个人是一个诗人时，当韩寒宣称自己所办的杂志是一份文艺类杂志时……这个问题就蹦了出来：“有什么用呢？”

可是，我们想“有什么用”呢？

我们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急功近利了。有人刚读了一本书，就想马上能通过它找到一份工作；有人读书是因为想通过这个途径获得成很高收入；有的人想通过读一本书马上能搞明白一个道理，掌握一门技术；有的人想读一本书是因为别人都在谈论它；有的人读一本书是因为它是与当下热门的专业相关：管理学、经济学、会计学、证券、房地产……

我们把读书看成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捷径，甚至一些所谓的胸怀天下的人们，也总希望找一个简单的方式，一下子把所有的问题解决掉：每个人都因此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合格的公民；每个人都从此为自己权利而奋斗；这个社会所有的不平等、所有的丑恶、所有的拜金主义、所有的道德沦丧、所有的社会断裂、所有的暴戾气息、所有的互相敌视、所有的问题重重一下子都能因此消除。

于是，从韩寒决定要办一份杂志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开始赋予他极大的意义。即使韩寒宣布这将是一份文学杂志，即使他一再声明，不要对这份杂志赋予太高的期待，我们依然希望它能成为一个公民读本、一本和公共性相结合的杂志。

我们喋喋不休的说着我们的期待，一本正经的告诉韩寒应该把这份杂志做成什么样子，毫不理会韩寒在做的是一部“文艺片”，我们只是不断的说，不断的说：“我们要的是战争片”——哪怕你办的是文艺杂志，你也要承担起这么大的社会责任来。

2001年5月，当苏珊·桑塔格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时，她提到了我们现在对文艺作品的这种功利期待：

但是一个作家不应成为生产意见的机器。诚如我国一位黑人诗人被其他美国黑人责备其诗作不抨击可恨的种族主义时所说的：“作家不是投币式自动唱机。”

现在，我们难道不是希望韩寒和这份杂志，成为一个“投币式自动唱机”吗？我们把我们想要的话题，想要的内容抛给韩寒，我们希望他和那本杂志，能够“唱”出我们所喜欢的调调。

能不能换个态度来看这份文艺杂志呢？能不能让它回到它的本身，让文艺作品去真正起到它们本身所应该起到的作用呢？

同样是在耶路撒冷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村上春树谈到过这种作用：

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将光线投在上面。经常投以光线，敲响警钟，以免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纠缠和贬损。这正是故事的职责，对此我深信不疑。不断试图通过写生与死的故事、写爱的故事来让人哭泣、让人惧怕、让人欢笑，以此证明每个灵魂的无可替代性——这就是小说家的工作。

那么，我们还愿意从一本文艺杂志中，从一部文学作品中去寻找那无可替代的灵魂吗？

同样是桑塔格，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阐述了文艺作品的这种作用：

1993年4月，桑塔格去萨拉热窝看望儿子，他是一位战地记者。在这座被炮火四面围困的城市里，揣了四只手电筒来到这里的桑塔格总想干点什么。有人建议说：“导演一出戏吧。这里有很多演员无事可做。”于是，桑塔格选择了《等待戈多》这个剧本并组织演员排练。但做出这个决定意味着冒生命危险：炮弹四处爆炸，没有食物，没有电，没有水…..。在《萨拉热窝等待戈多》一文中，苏珊·桑塔格写道： “在信使宣布戈多先生今天不会来但明天肯定回来之后，弗拉迪米尔们和埃斯特拉贡们陷入悲惨的沉默，我的眼睛开始被泪水刺痛。观众席鸦雀无声，唯一的声音来自剧院外面：一辆联合国装甲运兵车轰隆隆碾过那条街，还有阻击手们枪火的噼啪声。”

这就是文学的力量，这种力量我们曾在不同的国家，不同人的叙述中看到过：在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里，我们看到的是五千个学生，一路逃难，到达越南，辗转大半个中国，到最后只剩不到三百人，但是那本《古文观止》被一路读了下来，“完整的一本书，没少一页，只是那书纸，都黄了。”；在电影《死亡诗社》里，我们看到那群背景各异的孩子们，在黑暗的洞穴里，朗读自己创作或者喜欢的诗歌；在丘吉尔的传记中，我们看到他到达战壕里时，身边带着的只是一套袖珍《莎士比亚全集》；我们看到，9·11之后，是奥登写于1931年9月1日的诗歌帮美国人渡过了最初的振荡期……

但是现在，我们只在我们身边看到人们捧着《中国不高兴》来发泄自己莫名的情感；只看到人们在证券、在财经、在管理类书籍旁边流连忘返；只是看到人们焦虑的妄图在一本书中，找到所有问题的解决之道；只看到人们一遍一遍的问：看这些书能有什么用？

我们看到了所有的这些在我们身边不断上演，但是我们却再也看不到桑塔格在战火中的戏剧；看不到那书页破碎的《古文观止》；看不到谁还在读莎士比亚——更何况奥登的诗歌——请问，奥登是谁？

于是，不断有人酷酷的声称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学已死；我们不愿意相信韩寒所办的是一份单纯文学意义上的杂志；我们不愿意去相信文学所传递给我们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只愿意看到我们希望看到的；我们更不愿意去寻找那独特的、无可替代的灵魂，如果在寻找的话，我们也会问问，它多重？能换算成多少钱？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怎么好意思喊：文学已死呢？也许将要“死”掉的，只是我们自己。套用安·兰德说过的一句话：

我们背叛的不是文学，我们所背叛的是自己的灵魂。

作者：郭刚

这份文艺杂志，出自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之手，酝酿太久，曲折太多，甚至不免勾兑，但如今还未启封，人们却已仿佛能嗅到它的芳香。

韩寒太特殊了，作为一个现象，他的一举一动，无不被公众以放大镜来观察。可怕的是他还在不断创新，人们总是回避不了如何看待他，如何评价他的问题。

尽管近年来，韩寒对社会公共事件持续发表过很多辛辣的讽刺和批评。但是在政界，官员们却无一例外对韩寒表示了积极的看法。

当被问及是否读过韩寒的书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答道：“我没有具体读过韩寒的书，但是我知道他的名气。我觉得他迎合了一部分年轻人的心态。”

在回答如何评价韩寒时，上海市市长韩正说：“韩寒的问题，我注意到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实际上任何对政府的一些意见、批评，包括你刚才讲的各方面的情况，我们的态度是闻过则喜，欢迎大家对政府提很多意见，甚至尖锐的批评意见，这对政府工作是一种监督。”

这本身就反映了我们身边政治环境的进步：公开的不同意见，包括刺耳的声音已经能够得到宽容和理解，甚至我们的政府已经开始在主动欢迎尖锐的批评意见。

就在今天，韩寒主办的这本杂志终于面世了。尽管经历了长时间的曲折，而且最终也是以折中的形式获得了出版。但人们从中看到了理解和宽容，看到了对历史趋势的正确判断，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共同期许。我们相信越来越多的人共同认识到：

在一个开放已成大势所趋的现代社会里，我们不可能禁绝人们知道一切，反而只能因此增加人们对禁止者的厌恶和蔑视。而且，与强大的物质力量相反，思想的威力却往往因表述它的人为数甚少而增加。而且更危险的是：如果整个社会思潮不是多元的，而是被强制性地单一化，那么反对的声音也必将走向单一化和不宽容，针锋相对的动乱就在所难免。在当前一些群体性事件中，言论开放和言论封锁的势不两立便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相比之下，多元化的思潮可能带来混乱，却极少导致动乱。

办杂志的韩寒和他的作者们一样，当他们有机会展现最独立的创作时，却并不满足于单纯的解构和批评。正如杂志作者之一林少华所说：“我们对体制的审视也好，批判也好，基本是建设性的，我们都不是想颠覆什么。我们只是想对当下这种情况：体制上的问题也好，社会上的问题也好，只是为了使它能够做得更好。歌功颂德、莺歌燕舞是不行的，必须审视批判。”

封新城认为，在网络时代，仅靠单向的一本杂志启蒙社会并不现实。在如今这个时代，人们的自我教育机会和能力大大增强，仅靠单向灌输很难启蒙。对于这本杂志，其实期许不必那么高。

但是，回顾知识分子丧失独立人格的惨痛历史，人们知道，中国需要去重建知识分子的道统担当，需要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并且这不是一个遥远飘渺的梦，“中国所有大学教授加起来对公众的影响力都赶不上的韩寒”和以前一样，继续以充满自信，不掉书袋，不教训人，不唱高调的文风，消解旧意识形态下文学语言的桎梏。不同的是，他的舞台更广，影响更大，可以预见，他的胜利将不只是庸众的胜利。

但愿这是本来劲的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