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张爱玲

这些日子，不自觉地又想起了张爱玲。

  静一静心，细细地从那冷峻的笔触里去体会。这个有着微卷头发且极度敏感的女子身着一件贴身的立领大襟短衫，隐隐地浮在面前，微扬着下巴，孤傲而又冷漠地打量并洞穿这世间的百态人情。许是生长于旧上海那个封建化和西洋化畸形交织的家庭的缘故罢，造就了她这种顽强而又怪异的性格。

  在那个战争爆发、炮火连天的年代，张爱玲没有写任何顺应时代潮流的、政治化的文章，却以她那入木三分的写作功底去撰写那些在当时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她的早期的作品中，虽是篇篇言情，却篇篇充满着尔虞我诈的虚情假意，且其人物皆是可悯可怜、可叹可悲，却不可爱。毋庸置疑，那时的她对那人间的情爱从根底上是质疑不信的，甚至是否定的。然而，在胡兰成将一张字条递进那旧上海老式公寓的门洞时，也便叩开了她那深藏不露的心门，之后她便一下子肯定了男女之情是可以爱到那么令人心碎的，一如《半生缘》里的顾曼桢与沈世钧。

  然而，毕竟是战争时期，张爱玲笔下或多或少的亦有“战火”出现，可她笔下的战争摧毁的并非只是生命，同时也破坏了许多传统的价值观念。《封锁》里的吕宗桢与吴翠远便是个例子。至于《倾城之恋》，那几笔轻描淡写的战火却直接开发了白流苏的欲望，也揭露了她的意识：“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

张爱玲总是这样，用她特有的沉静的、甚至是没落的笔调去刻画在那繁华而又凄凉的大都市背后或上等、或下等、或普通、或卑微的人们那平淡无奇的生活中的恩恩怨怨。她对自己笔下的那些个人物不只外型塑造得个个神似，更是予以赤裸裸的灵魂解剖。她没有让他们去扮演那种传统的、非此即彼的好人或坏人，只是略带怜悯地描述着他们那原始而又自私、真实而又悲哀的本能欲望，将他们在乱世中恢复为真人，互相取暖，纵然这仅是一场梦。或许，张爱玲的高明之处也恰恰正在于此，“不彻底”的美学观，苍凉却华丽的末世视野，将这一切化为了永恒。“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这句话释尽了张爱玲与胡兰成之间的情感，其实，这又何尝不也是她对行走在其作品里的人物及身边芸芸众生的情感。那葛薇龙、曹七巧、王娇蕊……她们或哭或笑、或醉或痴、或吵或闹，谁个不是为了要得到一种平静而又安逸的生活。然而，在那样的年代里，谁能给得起她们这些，以至于最终连她们自己也混淆了她们的所求，沉沦在周遭的环境里。

这便就是张爱玲了，总是用纯粹的、客观的、不带任何评论的字眼去理解她们那美丽过、幸福过、也悲哀过的生活，去原谅她们的嬉笑怒骂。其实，张爱玲的一生何曾不也这样美丽过、投入过、无助过，只是她那贵族的血统使得她不能委屈自己，不能接受别人的同情。她知道自己已将这世间看得太清太透，那如飘在云端的灵魂的高度已没有人是可以完全而绝对地懂得的，于是便确定了她自立于世的人生态度，将一切的一切都深隐在了倔强的背后，只有她自己一次又一次地检视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安慰自己，用手中的那一支笔以全部的精力刻下一重重的苍凉来疼爱自己。所以，她会绝然地在给胡兰成的信中写到：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的了……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张爱玲穿着那件大红的旗袍幽幽地说。她过着离群索居的日子，却写着琐琐碎碎的生活本真。其实，她所写的何尝不就是她自己身上的几种真实——一个美丽女人心底的几种欲望。

 “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转一转身，她又冷冷地抛下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来。

读张爱玲，读得久了，深了，便可感到她那细腻锋利的文字会时不时地刺你一针，没有血，却隐隐地感到痛……